寫於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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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他是法蘭克福學派中最著名，最激進的一位，因此也深受西方左派青年的愛戴。 |
選自《單面人》／谷風出版社1988版／左曉斯、張宜生、蕭濱譯
能夠滅絕人類的原子災難的威脅，也沒有用來保護那些使這一危險永存的力量嗎？阻止這種災難的努力，遮蔽了對這種災難在當代工業社會中的可能根源之探索。這些根源仍未受到公眾的確認、揭露和抨擊，因為它們退居到了來自外部－－對西方來說是來自東方，對東方來說來自西方－－的過於明顯的威脅之後。同樣明顯的是，需要有所準備，需要在絕境的邊緣活下去，需要面對挑戰。我們屈從於毀滅手段的生產，屈從於純粹的浪費，屈從於為了扭曲捍衛者和被捍衛者的防禦和受教育。
如果我嘗試著把這一危險的根源和組織社會以及組織社會成員的方式關聯起來，我們馬上發現這樣一個事實：隨著這一危險的永恆化，發達工業社會變得越來越富有，越來越龐大，也越來越體面。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防禦結構使得生活更為輕鬆自得，並大大擴展了人對自然的支配。在這種情況下，宣傳工具要使人們接受聰明人的影響就不會有多少困難。社會的政治需要變成了個人的需要和志向，這些需要和志向的滿足又推動事業與公益，看來一切正是理智的體現。
然而，作為整體來說，這個社會仍然是反理性的。它的生產力對人的需要及能力的自由發展是破壞性的，它的和平由永恆的戰爭威脅維持著，它的增長依賴於對緩和（個人的、國家的及國際的）生存鬥爭之現實可能性的壓抑。這種壓抑，完全不同於我們社會從前不那麼發達階段的特徵的壓抑，它不再是由於自然和技術的不成熟性而起作用，倒是為著強化的目的。當代社會（精神和物質）的能力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強到不可估量－－這意味著社會對個人的統治範圍也比從前大到不可估量。在壓倒的高效率和日益增長著的生活標準的雙重基礎上，我們社會用技術而不是用恐怖征服了社會的離心力量，從而使自己卓越超群。
研究這些發展根源並考察它們的歷史替代，乃是當代社會批判理論目標之組成部份，這一批判理論根據其已用和未用或濫用的改善人的狀況的能力分析社會。可是，這樣一種批判的標準是什麼呢？
價值判斷肯定在起作用。組織社會的既定方式是相對其它可能方式來評價的，有人堅持認為，這些可能方式能為緩和人的生存鬥爭提供更好的機會；而一獨特的歷史實踐，是相對它自己的歷史替代來評價的。於是任何社會批判理論從一開始，便遇到了歷史的客觀性問題，這個問題在分析暗示了價值判斷的兩個地方產生：
１．人的生活值得過下去或能夠和應當使之過下去的判斷。這一判斷構成了一切知識所追求的基礎；它是社會理論中的先驗判斷，拒斥它（這完全合乎邏輯）就拒斥了理論本身。
２．在一特定社會，存在著改善人的生活的特殊可能性和實現這些可能性的獨特方式和手段。批判理論必須證明這些判斷的客觀合理性，且證明必須在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既定社會擁有確定的可用知識和物質資源的質和量。怎樣才能用這些資源使個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到最佳的滿足和發展，而又只付出最少的辛勞和苦難？社會理論是歷史理論，而歷史是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因此，在組織和利用這些可用資源的各種可能而又實際的方式中，哪些方式能為最優發展提供最大機會？
回答這些問題的嘗試要求一系列初始的抽象。為了辨認和確定最優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批判理論必須從社會資源的實際組織和利用中抽象，從這種組織和利用的結果中抽象。這樣的抽象拒絕把特定事實域作為最終證明來接受，這種根據其受壓抑和被否定的可能性對事實的"超越"[1]分析，正適合於社會理論的結構。根據"超越"的嚴格歷史特性，這種分析與所有形而上學對立。這些"可能性"必須處於相應社會的範圍內；必須是可以確定的實踐目標。據此看來，從既定機構制度中得來的抽象，必須是對一種實際趨勢的表達－－也就是說，它們的轉變必須是下層人的真實需要。社會理論關心的是歷史的替代，這些替代作為破壞性的趨向和力量死死纏住既定社會。當它們由歷史實踐轉變為限時時，屬於它們的價值觀念也就確確實實變成了事實。理論性概念隨社會的變遷而終結。
但是，發達工業社會處在似乎剝奪了其基礎的情景中，它在此遇到了這種批判。技術進步擴展到了整個控制與調節系統，並創造出了這樣一些生活（和權力）形式，這些形式看起來調和了與這個系統對立的力量，擊敗或駁倒了所有以擺脫勞役和控制的歷史前景之名提出的抗議。當代社會似乎能包含社會變化－－將確立根本不同的制度機構、生產過程新方向以及人類生存新方式的質變。這種對社會變化的包容，也許是發達工業社會最卓絕的成就。對國家意願及兩黨支持的政策的普遍接受，多元主義的衰落，富裕國家勞務與商務的融合，如此等等，都證明了既是這一成就的結果又是其前提條件的對立面的整合。
對工業社會理論形成階段與其當前狀況作一簡短比較，可能有助於表明這種批判的標準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它於十九世紀上半葉誕生的時候，當它提出了第一批替代概念的時候，對工業社會的批判在理論與實踐、價值觀念與現實、需要與目標等等之間的歷史中介作用中獲得了實在性。歷史中介作用出現於該社會相互對立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和政治行動中。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它們仍然是基本的階級。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以這樣一種方式改變了這兩大階級的結構和作用，即它們不再以歷史轉變的動力出現。一種維護和改進現存制度的壓倒性去，把當代社會中最發達地區從前的對手聯合起來。而且，在技術進步保證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增長和團結這個程度上，質變的觀念退居到了現實主義的非爆發性進化概念之後。在可表明的社會變化之動力及其代表缺乏的情況下，批判就這樣被拉回到了高度的抽象層次。不存在理論與實踐、思想和行動相結合的土壤。甚至對歷史替代的最經驗分析，看來也是非現實主義的思辨，並把它們歸於個人（或集團）的喜好問題。
然而，這種缺乏駁倒了理論嗎？面對明顯矛盾的事實，批判分析繼續堅持認為，對質變的需要仍如過去一樣迫切。誰需要？答案依然如故：作為整體的社會為著它的每一成員。增長著的生產力和增長著的破壞力的結合；玩弄毀滅性的邊緣政策；思想、希望及恐懼屈服於當局的決定；面對空前的健康而維持著苦難，所有這些，構成了最正義的控訴－－即使它們不是該社會存在的理由而只是其副產品：提高效率和促進增長的蔓延開來的理性，本身是反理性的。
絕大多數人承認和被迫承認這個社會，這一事實並不使它不那麼反理性或不那麼應受譴責。真的與假的意識，真正的與當下的興趣等之間的區分仍然有意義。人們最終會理解這一點，並找到從假的意識到真的意識，從當下興趣到真正興趣的道路。只要生活於對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否定以及拒絕肯定的東西之需要中，他們就能做到這一點。在既定社會以日益擴大的規模不負所望、把對自然的科學征服用於對人的科學征服這種程度上，該社會努力壓抑的正是上述需要。
面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成就的這一種特徵，批判理論被遺棄而未留下超越這一社會的理論說明，這部吸塵器抽空了理論結構本身，因為批判理論的範疇是在這樣一個時期提出來的，當時，否定與破壞的需要體現在有效社會力量的行動中。這些範疇基本上是否定和對立的概念，規定了十九世紀歐洲社會的實際矛盾。"社會"這個範疇本身就反映了社會領域與政治領域間的實際衝突－－社會與國家相對立。類似地，"個人"、"階級"、"私人"及"家庭"表示仍未與既定狀況即緊張與矛盾領域整合起來的圈子和力量相對力。隨著工業社會的日益整合，這些範疇漸漸失去了批判含義，趨向於變成描述性、欺騙性和操作性的用語。
重新把握這些範疇的批判意義，並理解這種意義如何為社會現實所抵消的嘗試，從一開始就顯得是與歷史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向抽象思辨思想的回歸：這種分析被迫從一個外在於社會中肯定的與否定的、生產性的與破壞性的趨勢這一角度進行。現代工業社會是這些普遍對立面的同一－－它就是議論中的整體。同時，理論命題不能是純粹思辨的命題。就它必須建立在這個特定社會的能力的基礎上這個意義來說，它必須是一種歷史的觀點。
這種不明確的情形涉及到一種更為基本的模糊性。《單面人》將通篇在兩個相互矛盾的假說間躊躇：（１）為著可以預見的將來，發達工業社會能夠包容質變；（２）存在著這樣的力量和趨勢，它們可以打破這種包容，使該社會覆滅。我認為，沒有什麼清晰明確的答案可以給初。兩個趨勢都在那裡，並立存在－－而且甚至一個存在於另一個之中。第一個趨勢佔統治地位，而且任何可能存在逆轉的前提條件都被用來阻止這種逆轉。或許，一個偶然事件可以改變整個趨勢，但除非對社會正在幹什麼及正在阻止什麼的認識攪亂了人們的意識和行為，否則，即使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也不能帶來變化。
分析集中於發達工業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裡，生產和分配（具有日益增加的自主化因素）的技術手段，不是作為能與其社會和政治後果隔絕開來的純粹儀器的總和，而是作為一個先驗地決定著這些手段的生產及使用和發揮這些手段之作用的操作系統在運轉。在該社會裡，生產手段在它不僅決定著社會所需要的職業、技能和態度，而且決定著個人的需要和志向這個程度上，趨向於變為極權主義者。技術用來建立新的、更有效和更賞心悅目的社會控制和社會調節形式。這些控制的極權主義趨勢似乎在另一種意義上－－向世界較不發展甚至前工業地區擴展，以及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展中創造出相似性－－也表現了出來。
面對該社會的極權主義的特徵，技術"中立"的傳統概念再也維持部下去了。技術本身再也不能與對它的應用分離開來；技術社會是一個統治系統，它已經在按技術的思想和結構運轉。
社會組織其成員生活的方式，涉及到在由物質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決定的歷史替代間進行一個最初選擇。這一選擇本身是佔支配地位的利益作用的結果。它預見了改造和利用人是自然的特有方式，並拒斥其它方式。除此之外，這一選擇還是一項現實化"規劃"。[2]但一旦這一規劃變成了基本制度中的操作，它就趨向於變成獨佔性的，並決定著作為整體的社會的發展。作為技術世界，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政治世界，是一項獨特的規劃－－即作為純粹統治要素的自然之經驗、改造和組織－－現實化的最後階段。
隨著這一規劃的展開，它塑造了論說與行動、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這一整個世界的形態。在技術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經濟融合為一個無所不在的系統，這個系統同化或排斥掉所有替代。該系統的生產力和潛在的增長穩定了這個社會，同時把技術進步包容於其統治框架之中。技術理性已變成了政治理性。
在對發達工業文明流行趨勢的討論中，我很少有什麼特指。所使用的材料，在有關技術和社會變化、科學管理、法人企業、工業勞動及勞動力量的特性變化等等浩瀚的社會學和心理學文獻中，都有集中的描述。對這些現實有許多非意識型態分析－－比如伯利和米恩斯的《現代法人與私人財產》，第七十六屆國會臨時國家經濟委員會關於經濟力量的總的會議報告，美國勞聯－產聯關於反自動化與重大技術變革的出版物，還有底特律的新聞、通信及反響。我願意強調Ｃ．賴特．米爾斯的著作，以及由於簡單化、誇張和報刊式的輕鬆而頻頻引起人們批判的那些研究－－萬斯．帕卡德的《神祕的威懾物》、《地位追求者》、《廢物製造者》，威廉．Ｈ．懷特的《組織化的人》，弗雷德．Ｊ．庫克的《戰爭型態》都屬於這個範圍－－的極端重要性。確實，這些著作中理論性分析的缺乏，使它們所描述的狀況之根源有待於分析和辯護，但他們自己聽起來，這些狀況已說得足夠刺耳了。也許，說明問題的根據，可以通過簡單地接連每天看上一小時的電視或以同樣方式聽收音機調幅台獲得，而不必中斷商業廣告節目去聽國事節目。
我集中分析最高度發展的當代社會的趨勢。在這些社會的許多地區和領域，所描述的趨勢並不流行－－我更願意說：還沒流行。我只表明這些趨勢的特點並提出一些假說，僅此而已。
[1]"超越"（transcend）與"超越"（transcendence）兩個詞完全是在經驗批判的意義上使用的，它們表示的是理論和實踐中這樣一些趨勢，在特定社會中，這些趨勢越過（overshoot）既定論說和行動域，向著它的歷史替代（現實可能性）前進。
[2]"規劃"這個術語強調歷史決定中的自由與責任因素：它把自決性事件和偶發性事件結合起來。在這種意義上，薩特的著作也使用了該術語。進一步的有關討論，見第八章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