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歡迎搭乘中國發展列車

九月 17, 2014 | 迴響已關閉

文/兩岸犇報80期社評

外交上的投棋佈子,成敗往往不取決於縱橫家野心與謀略之高下,而取決於誰能真正實現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大捨大得,在團結中創造發展、強大自我,在發展中鞏固團結、互利共贏。近年來,中日美等國在東亞問題上的外交競合,強弱易勢,決定性的關鍵恐怕不在於綜合國力的對比,而在於霸道與王道的思想分野:一方是以鄰為壑,借勢借端,拉幫結派裹脅弱小國家火中取粟,企圖建構東亞軍事同盟遏制中國崛起;一方是睦鄰友好,共同發展,借助區域合作平台建設「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輸出「中國紅利」以促進共同繁榮。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面對新一輪對外開放,將自身發展戰略與區域合作相對接的重大戰略構想。所謂的「一帶一路」指的是一個朝向陸路,以哈薩克等中亞國家為主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另一個面向海洋,以東南亞、印度、阿拉伯為主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具體的內容既涵蓋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包括次區域合作的大湄公河合作計劃,還有經濟走廊、經濟開發區、互聯互通、人文交流、跨國運輸線、金融合作等項目。「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將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歐洲南部、非洲東部的廣大地區聯繫在一起,覆蓋40多個國家,總人口超過40億,經濟總量超過20萬億美元,資源稟賦互補性強、發展潛力巨大,在農業、紡織、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諸多領域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的空間廣闊。

近年來,雖然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傲人成就,但是受到地理區位條件的制約,主要得益於東部沿海的對外開放,而佔國土面積80%、人口總量接近60%的中西部地區,人均GDP只有東部沿海的1/3,進出口總量只佔全國總額的14%,吸引外資的17%,對外投資的22%,東西傾斜嚴重、城鄉落差大,成為深化改革的制約因素。想要改變這種「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發展格局,不但要加快產業向中西部梯度轉移,也要發揮中西部地區與鄰國交流合作的潛力,進一步提供自身發展的戰略縱深。目前「一帶一路」規劃中所涉及的14個省區市中,就有9個位於中西部,從基礎設施、財政扶持、人才培養就業、對外開放等多方面給予政策優勢,將「內陸」變「前沿」,有利於增強這些中西部省區市的發展潛力。

此外,「一帶一路」的提出,也是基於推動亞洲區域合作的需要。由於歷史的矛盾和南北的發展落差,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水平遠遠落後於歐盟國家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特別是,冷戰時期在「舊金山和約」體制的強力主導下,東亞地區在產業鏈上形成了個別國家從屬於日本、整個東亞國家從屬於美國的「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體系。多年來,以美日為軸心的雙邊協定長期支配著亞洲地區的利益格局,東亞國家間的水平鏈結嚴重斷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介入雖然改變了東亞國家的內部分工,但卻沒有改變對外部市場的依賴。1997年和2008年二次金融危機,提供了東亞區域一體化的契機,亞洲國家正處於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有鑑於此,中國提出要加快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多種方式的連通搭建穩固的投資和融資平台,打造廣泛的交通運輸網絡,修建公路、鐵路、港口和能源走廊。「一帶一路」的建設將有助於推進亞洲內部的區域合作,轉型為內向型積累,也有利於加強歐亞大陸之間的合作。

「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主要是基於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們不需要過度誇大它的和平動機,但也不能忽略它對帶動區域發展、促進區域合作與安全的客觀效應。特別是,在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大陸明確表明不搞「拉幫結派」、不建立任何新的雙多邊機制,也不干涉他國內政、不謀求發展主導權,更不經營自己的勢力範圍、結盟對抗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中國主張充分依託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10+1)峰會、歐亞經濟聯盟等既有的合作平台推動「一帶一路」規劃建設,有利於消除亞洲周邊國家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擔憂和疑慮,進一步深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為區域經濟一體化鋪平道路。

「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不但將會是美日「中國圍堵」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是亞洲區域一體化的制度性保障。通過「一帶一路」的示範作用,中國大陸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中國自古至今都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發展壯大後的中國依然是維持國際和平、推動世界進步的中流砥柱。

文/兩岸犇報79期社評

關於「美國霸權衰敗」?這似乎不是個什麼新鮮的話題。早在上個世紀七○年代,剛剛出版《現代世界體系》一書而一舉成名的紐約大學教授伊曼紐爾.華勒斯坦,就從美國越戰失利和片面廢除「美元/黃金匯兌制」看出端倪。在那個「美式生活」就代表著「世界未來」的年代,這樣的言論必然要引來撻伐與奚落,特別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及隨後的蘇東波轉軌,共產主義的式微似乎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勝利,尤其是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勝利。例如,日裔美籍的政治經濟學家法蘭西斯.福山就藉此宣告「歷史的終結」,認為民主的市場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終極階段。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一夜之間改變了這一切,所有樂觀主義的精神亢奮都顯得不合時宜,天地不再廣闊無邊。隨著西方大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崩塌,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和毫無章法的病急亂投醫,那個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美好時代」已然結束。如今,許多人開始學習適應美國力量、威望和影響力相對下降這個現實,當然,台灣又是一個「永遠的例外」。

美國霸權力量的衰敗,不僅表現在經濟上的捉襟見肘,也表現在處理國際事務的力不從心,更表現在制度和體制的崩壞,以及美國國民精神風貌的低迷。2008年以來,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流失,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剛畢業的年輕人在龐大的債務下苟延殘喘,向上流動性越來越像是海市蜃樓。根據《華爾街日報》和NBC在8月初公布的聯合民調顯示,在18歲以上的美國人中,6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有71%的人認為美國已然走入歧途;有76%不相信下一代會過得比自己更好;更有高達79%的美國人表示對體制不滿。另外,根據今年6月下旬進行的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對於最讓美國人感到驕傲的「美式民主」,其支持度下滑到歷史的最低點:只有30%的人表示信任最高法院,29%信任總統領導的政府,更只有7%的人信任國會。「只要你努力,就一定會成功」的美國夢標語,如今看起來格外刺眼。

事實上,「美國是否真的衰退?」這或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支持「美國衰退論」者認為,當前全球競爭力正在向東方轉移,不管是在GDP增長、科技創新、法治建設、國民健康、勞動紀律和國民消費等各個領域指標,美國遠遠被東亞國家和地區拋在後頭;堅持「美國沒有衰退」的學者卻認為,所謂的「美國衰退論」只不過是一種愉快的幻覺(pleasantillusion),至少目前沒有被取而代之的危險。問題是,相較於戰後初期,美國的財貨和意志可以無遠弗屆滲透到自由主義世界的任何一個脈管末稍;通過戰後援助計畫和貸款,可以讓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脈動和美國這個「搏動著的工農業心臟」聯繫起來;仗勢著這種強大的經濟力量,美國可以在世界範圍複製自己的形象。今天的美國,國家債務超過16萬億美元,相當於2012年美國GDP的總額;美國控制世界局勢的能力明顯降低,尤其是失去美國昔日最親密盟友對其行為的信任,和墨西哥與歐盟國家漸行漸遠;在中東,美國的意志再也不能全面貫徹,不管是在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還是土耳其。它再也不能打贏任何一場地面戰爭,只能用無人機到處隨機殺人。或許,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仍然是一個巨人,但是這個巨人腳卻是用泥巴糊起來的,世界格局必然要朝向多元多極的局面發展

美國霸權體系衰退,對美國國家和公民來說,無疑是一個災難性的後果,它的代價是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的霸權體系瓦解,以及美國公民和居民相對生活水平嚴重下降。但對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它意味著戰後強壓在他們身上的國際分工體系與美元掠奪機制的鬆解,也意味著地緣政治格局的翻轉,以及區域多邊組織的崛起。在那裡,平等協商才是主要的遊戲規則,所有人都要學習適應。反觀近日來爭先恐後地跨洋獻媚,向美國主子搖尾乞憐,要求修改美國「對臺灣關係法」放棄「一中原則」的台獨青年,依然沈迷於美國單邊干涉主義的幻想,意圖利用霸權國家的國內法來介入兩岸問題,自甘淪為美國的軍事領地。這樣的事情,若是發生在冷戰兩體制對立的上一代,或許是一個民族分斷歷史下的悲劇,發生在後冷戰美國霸權勢力衰敗的今天,就只能說是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罷了。

文/兩岸犇報78期社評

每年春節前後,一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長距離、週期性的人口流動,毫無例外地在廣邈的中華大地上鋪展開來。短短的40天裡,往來潮湧於沿海工業發達城市和人口輸出大省之間的人流量,高達30多億人次。據統計,單就鐵路運輸一項,2013年春運全國鐵路發送旅客2.67億人,其中春節7天累計發送旅客4275.6萬人,最高單日旅客發送量高達835.7萬人。隱藏在春運現象背後的是城鄉二元結構、資源配置傾斜和戶口壁壘等一系列深層次因素,它既說明了中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來自力更生追求國家現代化進程所面臨的特殊處境,也指出了當前內需戰略轉型所必須攻克的難點。這種「人在囧途」的年度大戲,或將因為大陸當局近期出台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制度而得到逐步的緩解。

由於歷史的因素,新中國在建政之後並沒有走上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道路,反而是借鑑並改良蘇聯經驗,通過轉移農業剩餘來實現重工業化優先政策。首先,工業化必定會帶來農村人口往城市集中,而城市人口就依靠來自農村的商品化糧食來生活,因此,商品化糧食的供給就成為決定城市勞動者數量的重要因素。在建國初期缺乏外匯進口糧食的條件下,為了確保城市勞動力人口的糧食供給,就必須對農村採行「統一收購、統一販售」(統購統售)的糧食制度,閉鎖糧食市場。其次,為了確保重工業部門的擴大再生產,更要進一步閉鎖經濟作物市場,以較低的價格向農民收購,再透過國營商業單位出售給輕工業部門,然後以較高的價格將輕工業部門所生產的生活資料出售給消費者。也就是說,重工業部門擴大再生產的積累來源,是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體系為手段,從農民身上轉移來的農業剩餘。

要完備這個積累體系,還需要另一個條件。首先是以戶籍制度阻止勞動力的移動,再以糧食配給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來補充。在中國,由於耕地稀缺,農村人口相對過剩,如果允許勞動力的自由移動將會有大量的人口湧向城市。為了抑制城市勞動力規模膨脹超過基礎建設與社會保障體系的負荷,必須阻止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形成禁止勞動力自由移動、使農村和城市相互隔離的機制。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的糧食配給制度只適用於擁有城市戶籍的居民,農民的糧食必須自給自足。農民在沒有得到許可之前不得移住城市,既使擅自移住也得不到糧食配給,當然也得不到醫療、住宅、教育等國家保障,實際上不可能在城市中生活下來。其次,由於城市的就業完全由國家的勞動人事部門所掌握,個別的事業單位不擁有雇佣權限,因此擅自移住到城市的農民,也不可能在城市取得就業機會,形成一種劃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類近於身份制度的戶口壁壘。

改革開放後,為了適應沿海地區工商業的高速發展,大陸政府開始鼓勵自主就業,逐步放寬人員的流動的限制,造成勞動人口的梯度轉移。但是,由於戶口制度改革的滯後,不但造就了1.8億無法享有完整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農民工」,也成為當前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內需戰略轉型的窒礙。世界體系(World-System School)經典作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開發中國家要持續發展從而進入發達國家之林,關鍵在於必須擁有一個足夠支持高科技民族產業發展的大而穩定的內需市場。想要實現這個目的,除了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從調節一次分配(提高勞務所得)和二次分配(財稅和社會保障體系)入手,藉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國民購買力之外;也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縮短資源分配的城鄉與地區傾斜,實現農村人口城鎮化與均衡發展,藉以提供未來數十年間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廣大腹地。因此,戶籍制度改革不能僅僅從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公平分配的角度去理解,還應該從促進國家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理解。

此次大陸戶籍制度的改革雖然鼓勵農民落戶城鎮,但對北、上、廣等特大城市落戶依然通過積分制來執行嚴格限制,同時也避免了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直接掛鈎,防止地方基層借戶籍改革之名剝奪農民土地。未來在政策落實的過程中,如何逐步的、有序的實現城鄉一元化,恐將是大陸深化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試金石。

<兩岸和平發展講堂> 超克「分斷體制」的必要
    ~~ 兩岸、南北韓與東亞的危機與轉機

徐勝近年照片

徐勝近年照片

時 間:2014/8/28,19:00-21:30
地 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地下一樓
主講人:徐勝(韓國社會運動家∕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
主持人:藍博洲

booka

鄉村不僅僅是風景畫,不僅僅有浪漫主義消費的保留節目,還有自然中的人。這些人五花八門,其各不相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沉浮福禍的平凡故事,同樣是自然的一部分。這些人不是隱居兩年的梭羅,更不是咬咬牙狠狠心待上三兩週的仿梭羅,而是在這裡搭上一輩子,因此他們的形跡構成了對自然更直接、更深入、更可靠、更活化、更具有歷史感和生命感的詮釋,不斷潛入人類骨血中深藏不露的文明基因。若離開了他們,目光越過了他們,任何人筆下的自然都有幾分可疑,也許不過是盆景的放大,恆溫花房的延展,幾首田園詩的現場模擬再現,甚至是霸權者施展文化劫持和生態剝削的偽自然——恰恰表現了他們對自然的誤解。當事人無論如何激動或深情,與這一片天地的真相其實仍相去甚遠。

──韓少功

韓少功《山南水北》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

 主辦:人間出版社
 時間:2014年9月6日(六)  13:30~17:00
 地點:月涵堂 (台北市金華街110號,金華街與金山南路口)

第一場13:30-15:30 閱讀《山南水北》
主持人:黃琪椿(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彭明偉 (交通大學社文所助理教授)
黃文倩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許博任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
林樂昕 (台灣大學城鄉所碩士)
翁柏川 (苑裡高中國文老師‧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生)
林柏宜 (新竹高中國文老師‧政治大學台文所碩士)

第二場  15:50-17:00 總回應
主持人: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建忠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賴青松 (穀東俱樂部農伕)
何立行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

文/兩岸犇報77期社評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百多年來,甲午戰敗、乙未割台就像是一頁翻不過去的歷史,隱隱作痛的烙印在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胸臆。它不但打破漢代以來華夏居內、夷守四方的「華夷秩序」,打破了天朝上國、往來朝貢的顧盼自雄,甚至在帝國主義的船堅砲利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阻斷了中國社會自發性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甲午一役打破了中國人數千年來的文化自信,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中體西用」的器物興革推向制度、觀念和人心的改造,為日後的全盤西化鋪平了道路。從戊戌變法、國民革命、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改革開放,標誌著幾代中國人救亡圖存、追求國家現代化的不同設想和實踐。「落後就要挨打」,就成為整個民族的共同警醒。

在西方的語境中,所謂的「現代化」,本質上就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它說明一個社會從小農、小商品生產向機器大工業過渡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領域的總體變革: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主義、科學方法)、社會分工、市民社會和普遍參與的憲政主義,就成為它放諸四海皆準的現代性指標。在西方的概念中,現代性被視為是與傳統價值的斷裂,這當中隱含著一種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單向線性史觀,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現狀,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未來。它既是一個有時間序差的遞嬗過程,也是歷史的終點。因此,西方中心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現代性俱有普遍性,是一種「普世價值」,任何的特殊和差異都必須排斥。

問題是,中國的現代化向來就不是中國社會內部自身現代性積累和成熟的結果,而是對外部挑戰所做出的回應。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次殖民地的侵略,主要是為過剩的資本和工業產品找出路,其目的在於佔取海外的原料和市場。因此,殖民主義者所到之處,非但無助於打破當地頑強穩固的封建結構,還會聯合並扶植封建土地統治集團,共同壓制當地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再加上中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構造,資本家和大地主階級只佔少數,更多的是為數眾多小農、小生產者、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間階層,如果貿然走上西方社會兩極化的路徑,勢必要經歷一場屍橫遍野的災難。因此,中國要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既要學習帝國主義,也要反抗帝國主義;既要實現資本主義,又要超越資本主義。正是這種既矛盾又統一的歷史格局,決定了中國知識份子百年的現代化追求,必然要走向一條有別於西方的實踐道路。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毛澤東的自力更生、三線建設的「備戰體制」解決了中國人挨打的問題;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解決了中國人挨餓的問題。那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我們還要面對一個命題,就是要解決中國人「挨罵」的問題。由於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中國的現代化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並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的。因此,中國的現代性必然是和社會主義實踐連在一起,並且有別於「資本主義現代性」。也正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反殖民主義與批判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實現,當然不見容於以資本主義擴張為歷史特徵的西方世界,他們怎麼看你都不順眼。

作為一個在發展中的事物,我們不能也不應該為「社會主義現代性」描繪出一個具體的圖像,給它畫下條條框框。但是,它必然要包含下列指標,作為人類社會未來追求的方向:一是、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人才是歷史發展的尺度,要以完善勞動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來取代盲目的經濟增長;二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要回到為使用價值而生產,從制度面限制人對價值的無窮貪慾;三是,對傳統批判性的繼承。要發揚民族精神,保存民族特性,如此,各民族才能為現代性注入新的內涵、作出獨特的貢獻。四是,要形成一個多樣性統一的世界史格局。一方面,必須看到現代性在不同國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點和表現形式,因而具有明顯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又要重視現代性發展的普遍性,並自覺利用這種普遍性來增強其民族性。

總之,回顧兩個甲子以來中國追求現代化進程的顛仆之路,要解決「挨罵」的問題,不能一味地依靠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還要通過特殊性來逼近一般性,在實踐的過程中彰顯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的優越性,為這個世界的未來提供一個新的價值、新的路徑、新的想像和「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

擷取緣起:
120年前甲午戰爭不只揭開台灣人民抗日保台的序幕,也讓所有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擺脫落後就要挨打的苦難命運。反思甲午戰爭兩甲子,目的在於以史為鑑,從歷史面對現實,探索中國現代化與台灣前途,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奠下基石。

時間:2014年8月1日(星期五)下午2時開始
地點:旺旺中時大樓2樓簡報室(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

主持人:
藍博洲(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作家)

與談人:
劉江永(北京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
李宗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館長)
莫那能(台灣原住民部落工作隊召集人、排灣族詩人)
戚嘉林(世新大學教授、《祖國文摘》總編輯)
王曉波(世新大學教授、《海峽評論》總編輯)

主辦單位:
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

文/兩岸犇報76期社評

從上個世紀七○年代開始,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就一直活在債務危機的噩夢當中。為了發達民族經濟,擺脫貧窮落後,六○年代在國際信貸機構的慫恿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大肆舉債投入資源密集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當時,人們都樂觀的以為,只要能搞好進口替代和實現出口創匯,便足以償還代價昂貴的國際貸款,卻沒有想到這才是一連串噩夢的開始。債務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IMF結構調整方案,許多債台高築的發展中國家不僅賣光了地上的國有資產,連老祖宗留下來的自然資源也典當殆盡,更引發國內大量的社會問題。然而,這種窮國愈窮,富國愈富的惡性循環,或將因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基金的成立而宣告終止。7月15日,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磚國家簽署《福塔萊薩宣言》,共同出資在上海設立開發銀行總部,並由中國牽頭提撥1000億美元成立應急基金。它是二戰以來,第一次有集團國家在國際金融秩序上,對美國所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提出挑戰

1973年和1978年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加上高投入、低效益的結果,導致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國際收支出現巨額逆差,只好忍痛舉借年利率高達15%以上的短期借貸來償還中長期債務的到期本息。以債養債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餘額從1976年到1990年累加達到1.341萬億美元,是其當年出口總額的187%。更嚴重的是,沈重的本息負擔,導致國際間的借貸資本反過來形成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淨流出的局面,單單是1988年,其淨流出的金額就超過500億美元,流出去的遠比借進來的還多。全球性債務危機的爆發,不僅嚴重的衝擊著發展中國家,也制約了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有鑑於此,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1990年邀集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美洲開發銀行(IADB)和美國財政部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開會,提出了一個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去管制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為要義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旨在為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

問題是,依託在布雷敦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就是支配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霸權機構,其目的就在於維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發展中國家想要藉由它的援助來擺脫困局,根本就是緣木求魚。根據「華盛頓共識」的要求,債務國必須削減赤字預算,實施私有化工程,才能得到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貸款」。以墨西哥為例,在大量裁減政府人員、削減教育及福利預算的同時,還必須借助外國資本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並單方面的廢除貿易壁壘,以實現資金和貿易的自由流動。其結果就是大批墨西哥的民族企業垮台,並承擔高失業率、貧困化與社會兩極分化的苦果。25年來,在「華盛頓共識」的催逼下,傳統南北差距加速惡化,其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智利和印度等國更是重災區。

相較於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提供的金融援助,通常都會要求相關國家開放某些敏感的經濟領域,並附加其它的政治要求,不論親疏遠近。例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後,IMF給韓國提供貸款的條件就是開放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以方便西方跨國資本趁火打劫。與此相反的,甫宣布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並不會附加不平等條款。它將致力於兩項任務:一、對成員國進行基礎建設投資,推動成員國的經濟發展;二、設立應急基金,保障成員國的金融安全,當一國遭遇金融危機(受金融攻擊時),出手相助。一般估計,金磚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旦加入這樣的組織,不但能獲得不附加出賣經濟主權條件的投資,還能分享金磚國家的巨大市場,同時還享有應急基金所保障的金融安全。

金磚銀行的建立,既是發展中國家對西方霸權體系失去信心的產物,也是適應金磚國家自身發展需要的舉措,它不僅將可彌補世界銀行和IMF的不足,也可以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想像,更可以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條件。當然,今天如果我們據此就宣稱國際金融秩序已經進入「後美國時代」,恐怕是為時尚早的過度樂觀。但是,金磚國家依循著中國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在打造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模式的、以包容性發展和互惠互利為基本前提的國際金融貿易新秩序,對於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來說,不但是對當前充斥著地緣政治壁壘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反撲,也意味著數十年來IMF結構調整方案噩夢的終結。

集合時間: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早上9點30分
集合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以色列在台辦事處前)
歡迎大家共同參加!

2014年7月8日,以色列當局以6月間三名以色列少年被綁架殺害為名,再度對巴勒斯坦的加薩地區進行轟炸。截至14日為止的1300次空襲中,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超過170人,其中有許多是婦女和兒童。受傷者超過1320人,17000人離開了住家,躲進了聯合國的庇護所。儘管如此,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政府竟變本加厲,積極調動四萬地面部隊陳兵加薩北部,準備展開全面的地面侵襲。以色列的所作所為,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國際人權法及保護平民法,剝奪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權,我們與全世界真正愛好和平、反對以色列非法占領、屠殺和剝削的人民,同聲嚴厲譴責以色列殘酷血腥的屠殺暴行。

儘管哈瑪斯公開否認了以色列的綁架謀殺指控,而隸屬於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叛軍支系「伊斯蘭國」公開承認其綁架殺人的行動,但以色列政府仍在沒有證據的情形之下,故意栽贓哈瑪斯,將它的侵略屠殺行為正當化。這是以色列長年在美國的支持之下,意圖將巴勒斯坦捲入中東新一波戰爭,以便透過戰事消滅巴勒斯坦的惡毒算計。

2006年1月巴勒斯坦政黨哈瑪斯贏得大選之後,加薩的邊界即遭到以色列當局的封鎖和禁運。聯合國長年來關切這些違法的禁運封鎖,並不斷呼籲以色列停止加諸在加薩人民的嚴重人道災難,但以色列置若罔聞。今年七月以色列轟炸伊始,儘管聯合國安理會呼籲停火,但以色列依然故我,並準備地面進攻。以色列長年來依靠美國在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無視國際法規範,一直是破壞世界和平的重大因素之一。美國歐巴馬政府儘管在今年初斡旋以巴進行停火談判,也在以色列此次對加薩的侵略攻擊之後,呼籲「雙方要克制」,但如果美國不停止對以色列每年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任何的停火斡旋或和平談判都是無法制止以色列片面地持續採取屠殺和鎮壓巴勒斯坦人民的暴行。

因此,我們嚴正聲明:

1. 以色列當局應立即停止轟炸加薩,撤離軍隊,解除封鎖;
2. 以色列非法佔領的土地應歸還巴勒斯坦人民;
3. 美國立即停止軍援以色列;
4. 立即全面進行巴勒斯坦基礎設施重建及人道救援;
5.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起行動杯葛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長年屠殺與鎮壓。

共同聲明團體: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夏潮聯合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等

2014兩岸青年文學創作營.招生中!

七月 14, 2014 | 迴響已關閉

魯迅文學院活動宗旨:增進兩岸文學青年的情感與思想交流;促進彼此對文學創作的方法與環境互相瞭解;提高台灣文學青年的創作水平;鼓勵強化兩岸和平發展的創作實踐。

活動時間:2014年8月18-27日

營隊地點:北京.魯迅文學院(每位學員1個房間)

營隊內容:講授文學創作技巧、作品討論、拓展文化視野及介紹大陸文學現況與市場等內容為主;文化參訪。

授課老師:大陸知名作家、評論家、學者和文學期刊負責人。

招生名額:25至40人。

參加人員:

(一)具有一定創作經驗的青年創作者優先錄取;

(二)參加學員最好在出發前交1篇文學作品(小說以中短篇為主;其他文類亦可)供學員交流、討論。

(三)具有創作熱情但非青年者(40-50歲)酌收5名(必須繳交作品)。

費 用:16,000元(不含證照費)。

營隊主任:藍博洲。

行程方案:(視具體情況調整)

第1天:抵達北京。

第2天:

開營式;主題演講,爭取邀請著名小說家(如莫言)談創作。

創作專題講座:一、二。

第3天:創作專題講座:三至六。

第4天:

參觀中國現代文學館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講座:吳福輝教授(1919-1949)、白燁教授(1949-2009)

第5天:

學員作品報告

與大陸青年作家交流餐敘

第6天:

參觀魯迅、茅盾及老舍故居(專家導覽)

逛王府井大街;東來順涮羊肉。

如果人藝劇場剛好有演出就看戲。

第7天:

參觀台灣會館;與張我軍之子張光正(何標)先生等台籍老人座談。

逛前門老街;全聚德烤鴨午餐。

尋找鍾理和北平舊居(南長街與緞庫後巷,李河民先生與藍博洲導覽)

故宮及天安門廣場自由活動。

第8天:遊天壇、頤和園或長城等景點。

第9天:

學員作品總結討論

自由購物

惜別晚宴

第10天:賦歸。

主辦單位: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東華大學華文系、台灣師範大學全球華人寫作中心

協辦單位:兩岸犇報、中國作家協會港澳台辦公室、魯迅文學院

承辦單位:台灣民眾文化工作室

聯 絡 人:林女士(02-2897-2837)

報名電郵:vj.jv@msa.hinet.net

點此下載報名表,填妥後請回傳上列報名郵箱。】

協辦單位簡介:

【中國作家協會港澳台辦公室】:近年與台灣相關文化單位舉辦過系列兩岸青年文學交流活動:如2011和2013兩岸青年文學會議、2013港澳台作家研修班、2014兩岸新銳作家創作座談會、2014兩岸青年詩歌創作座談會等。2011和2013年,邀請東華大學華文系創作組同學到大陸參訪交流。

【魯迅文學院】:中國作協直屬單位。招收中青年作家、文學理論評論家、文學編輯家和文學翻譯家等進行研究性學習的專業培訓機構。成立60年多來,曾有 3,000多名作家參加學習、培訓,其中包括莫言、余華、劉震雲、遲子建、畢飛宇等兩岸知名作家。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