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中,顏色革命的美國因素

十月 15, 2014 | 迴響已關閉

文/兩岸犇報82期社評

翻開歷史的圖冊,人們終究還是發現,相較於1968年那些充滿想像的未來,今日簇擁在街道上年輕的面孔何其荒蕪。當「自由」取代了解放、「普選」置換了民主、「公民」壓倒了人民,從斯洛伐克到喬治亞、從烏克蘭到吉爾吉斯、從黎巴嫩到敘利亞、從埃及到突尼西亞、從太陽花到「雨傘革命」,天鵝絨般柔滑平和的色彩背後是西方霸權主義的利刃,劍指著每一個非西方體系的國家,意圖打造一個向西方全面傾斜的新世界。人們都以為是自己的政府有問題,卻看不到,其實是這個由西方霸權所支配的世界出了問題。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伴隨著蘇東波解體、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步伐,廣大的第三世界與轉軌國家經濟發展滯後,社會矛盾積聚,貧富懸殊、分配不公、貪污腐化,加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社會大眾出現「反官、仇富、敵視公有經濟」的普遍情緒。由西方所一手扶植的反對勢力,像是一束束刻意剪裁的花朵,強行栽植在各國的「民主花瓶」裡,他們不需要根植於土地,只要浥注些許的「政治輸液」,找到政府失策的空隙,就能裹脅青年人的熱情與想望,發動群眾佔領交通樞紐或政府部門,引起全球媒體的唱和與西方國家的外交干預。於是,一場場「 顏色革命」粉墨登場,一個個政府應聲倒地,破罐破摔,當一切熄燈散場,所留下的就是一片經濟衰敗、民生凋敝、社會對立、民主殘破的景象和無語問天的市井小民。

近日來盤踞在香港本島和九龍主要街區的「佔中運動」,許多跡象都揭露了這不是一次單純的自發行為,是有計劃地組織和長期部署的結果,無論是媒體老板的跨海請益、還是運動現場的物資支援、網絡協作,戲碼各有巧妙,手法如出一轍。正如美國獨立媒體Mint Press近日撰文指出,香港的「佔中」運動披著民主的外衣,實為一個與海外金融、政治及媒體勢力相互勾連的巨大網絡。在「佔中」運動的背後,美國國務院、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以及作為旗下子機構的國家民主研究院(NDI)扮演著不容忽視的幕後推手。例如,NDI稱自1997年以來,該機構對香港開展了一系列活動,試圖構建香港的「後回歸」選舉框架、自治地位、法治以及民主自由。2005年,NDI啟動了一項6個月之久的青年政治領袖計劃,致力於培養新興政黨團體,並負責訓練他們的政治技巧。NDI公開表示它培育並資助了其他團體在香港的活動,以達到顛覆中國政府對香港領導力的目的。

當然,無風不起浪。任何外部因素的介入,如果不通過內部條件就無法起作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一方面它的經濟總量大,是中國大陸對外交流、推動經濟國際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對於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外交環境和對台宣傳,都有很大的示範作用。因此,北京當局不計代價的確保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的政策,就助長了香港居民的驕氣,也提供了部份政商人士,特別是地產資本鑽空子、投機倒把的機會。平心而論,香港居民的怨氣並非全然無的放矢,貧富懸殊、就業困難、物價騰貴、房產飆漲、社會保障制度配套置後,青年朋友對未來的絕望,必然反映在對特區體制的失望。

令人遺憾的是,青年朋友追求個人人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樸素情緒,原本是一個社會尋求正常發展的動力和契機,但卻在西方話語權的壟斷下讓所謂「普世價值」所遮蔽。再加上,近年來上海取代香港成為亞洲區域經貿與金融中心的態勢日漸成型,昔日香港居民「殖民地現代性」的優越感日漸式微,致使整個「佔中運動」在西方勢力的牽引下,逐步走向「親殖反華」、「聯美制中」的政治格局,將運動的性質從「人民內部矛盾」上綱到「敵我矛盾」親痛仇快的危險傾向,令人腕惜。

事實上,香港回歸後呈現在社會生活的各種負面,雖然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但絕不是孤立的現象。回顧新世紀以來陸續在北非、中東以及亞洲國家出現的「顏色革命」,產生動亂的社會經濟根源並無二致。從根本上來說,上個世紀八○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2008年以來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才是導致世界經濟失衡始作俑者。在全球通貨浮濫與製造業利潤率低迷的的前提下,國際金融禿鷹在能源、糧食、股市與房地產等領域來回坑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坦白說,這個跟誰當特首,以及如何選出特首,一點關係都沒有。

1017活動

 

 

 

主題:兩岸文學研究與交流的對立與統一

時間: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晚上7-9時

地點:公共冊所(台北市大安區泰順街24號地下室)

主辦單位: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

主持人:藍博洲(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作家)

與談人:

朱雙一(廈門大學教授)

黎湘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鍾秀梅(成功大學台文所所長)

須文蔚(東華大學華文所所長)

面對災難,不能只是「天佑台灣」

十月 6, 2014 | 迴響已關閉

文/兩岸犇報81期社評

甲午年開年至今,一連串悲傷的消息讓人感到窒息──馬航MH370班機失蹤、韓國歲月號渡輪沉沒、馬航MH17班機遭擊落、復興航空澎湖墜機、高雄氣爆、新店氣爆。有人企圖為這些孤立事件尋找其中的關聯性,給出的答案是:甲午年天災人禍多。

中國傳統的歲次似乎成為了替罪羊。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人的角色隱沒退位,秦漢之際的讖緯之學與天人相應學說再度盛行於當代,所以每當災難發生,政府、媒體與社會人人只能聲嘶力竭地吶喊:天佑台灣。「天佑台灣」的大行其道,其實完全暴露當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度的治理困境,正因為人無作為,從而只能呼天搶地祈求「天靈靈,地靈靈」。如同2005年卡崔娜颶風嚴重破壞了紐奧良地區,因為美國政府失能、救災不力,美國人民也只能寄希望於「天佑美國」。

歲月號事故發生之後,幾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韓國民眾組織街頭遊行,要韓國總統朴槿惠為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下台。如此訴求在台灣似乎經常耳聞,例如高雄氣爆之後,8月6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召開中常會,會議定調「馬政府必須為此次氣爆意外負起全盤責任,不該再推卸給地方承擔」。

韓台兩地災難之後都有要求領導人下台的聲浪,但在性質上卻差別極大,台灣政客把藍綠鬥爭擺到救災之前,而韓國民間的反省力卻值得我們加以反思。韓國左派勞動者會將歲月號沉船悲劇最大的元兇歸咎於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他們提出了四項理由:其一,韓國政府將渡輪船齡限制從20年放寬到30年;其二,死難船員多數是打工者,薪資非常低;其三,政府安全管理與檢查不力,災難發生後僅允許與船公司簽約發包的單位進入現場救災;其四,政府放任船公司經營者非法掏空資本。

在此視野之下,災難背後的人為輪廓便顯得更為清晰可見。將目光拉回台灣,澎湖復興空難發生之後,究責的焦點多數集中到颱風及其造成的影響,而更為關鍵的因素卻被視而不見。這次復興航空墜毀的機型是法國與義大利合資製造的ATR72,此機型自1989年投入商業運行之後,在國際間事故頻傳,例如2013年同機型在寮國永珍起飛後即墜入湄公河,機上44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全數罹難。中國大陸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曾運營5架ATR72-210型客機,但早在2011年即已全部淘汰退役。

民用航空飛機由於成本極高,航空公司對於旗下所購入的飛機都會要求發揮其最大運行效益,每次飛行之後只有短暫的加油檢修時間,隨即又再投入下一次的飛行,因此飛機的安全管理極為嚴格。此次復興墜毀的機型,安全紀錄並不佳,但台灣政府卻仍舊放任航空公司使用該機型,未加以檢討,與資本家形成共犯結構,難保災難再次發生。台灣社會對於空難的責任追究,往往集中在氣候不佳、飛機駕駛、機場管制、中央─地方首長、軍方之間的無限循環,而資本家帶著一抹微笑巧妙的從此究責循環中全身而退。

高雄氣爆問題的癥結亦在如此。花媽陳菊鞠躬道歉、鄭重宣示管線不再回填,又或是經濟部長下台走人,都只是曇花一現的政治花邊。何以我們不曾追問高雄做為一個石化重鎮,難道沒人知道深埋在底下的管線層疊交縱?如果知道,又何以放任地下世界盤根錯節的無限蔓延?

話說回來,存在於偶然孤立事件之間的必然性,並非來自於天命,而是現實的結構與條件加以決定的。從重大災難所反映出來根源於西方代議式民主的失序與失能,無法用天有異象一語帶過,因此出自於素樸情感的「天佑台灣」絕非解藥。必須深知,新自由主義自1980年代橫掃全球至今,早已與西方代議式民主制度結為命運共同體,其弊病癥結在於資產階級綁架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服務於資產階級,互相擦脂抹粉,兩個階級合流共生的結果就是不斷的政策鬆綁與去管制化,人民原有的權利不斷被剝奪、削弱,而治理權力則不斷被少數人所把持、壟斷。

尤其台灣的掌權菁英,無一不是在西方世界喝過洋墨水的學術買辦,在他們的眼中,除了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之外,別無他法。因此,與其「天佑台灣」,不如先幫這個權力結構卸卸妝。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座談會】台灣的出路在哪裡? 從當前台灣政局看兩岸關係的發展

時間:2014年10月7日(二)上午10時至11時30分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A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3樓;近捷運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
主辦單位: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兩岸犇報》社

【主持人】陳福裕(《兩岸犇報》社長)

【引言人】吳榮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勞動黨主席)

【與談嘉賓】
張麟徵(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石佳音(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紀 欣(《觀察》雜誌發行人)
臧汝興(勞動黨副秘書長)

【緣起】
2008年兩岸關係邁入「和平發展期」,逐步往「深水區」發展,意味著兩岸關係處於關鍵性的轉折期。相對於2008年的局面,當前兩岸關係面臨了新的困境與障礙,就島內而言,統獨矛盾的糾結,再加上常態性的政黨競爭及其結果,包括即將到來的年底「九合一」選舉,以及不久將來要舉行的2016年大選,恐將影響兩岸關係、甚至是重新走上曲折道路的主因。

另一方面,台灣社會面對了內耗的危機,其根本原因在於政治與經濟政策相背離,主導台灣社會發展的統治階級由於內鬥導致嚴重的矛盾,在經濟上想從中國大陸獲得利益,但在政治上卻又不願意掙脫西方勢力的宰制,兩岸關係被迫成為台灣社會沉淪的「替罪羊」,影響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終受害的仍是人民百姓。

兩岸關係的發展,牽動了台灣社會內部的和諧前進,更是台灣未來出路的主導因素。當前島內外因素交織著挑戰與機遇的多重複雜變數,和平發展會走向和平統一又或是和平分裂,而台灣未來的出路又在何方,是本次座談會關懷的主題之一。

馬英九政府執政剩下不到兩年的時間,其兩岸政策受到更大的掣肘,難有突破,有必要對於當前兩岸政策進行檢討並提出前瞻性的建議。繼王郁琦與張志軍完成互訪之後,兩岸高層領導人的見面露出曙光,實現的可能與契機則是本座談會另一子題。除了領導人見面之外,兩岸關係的深化與突破是否有其他的途徑?是否有可能打破統治階級對兩岸關係及其帶來和平紅利的壟斷,尋找包括中下層人民在內更大的推進動力?因此,兩岸互動模式的深化、轉化與創新,是本座談會所要討論另一項至關重要的議題。

【討論子題】
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灣未來出路的前景。
二、馬政府執政末期兩岸政策的檢討與前瞻。
三、兩岸高層領導人見面的可能與契機。
四、兩岸互動模式的深化、轉化與創新。

「一帶一路」,歡迎搭乘中國發展列車

九月 17, 2014 | 迴響已關閉

文/兩岸犇報80期社評

外交上的投棋佈子,成敗往往不取決於縱橫家野心與謀略之高下,而取決於誰能真正實現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大捨大得,在團結中創造發展、強大自我,在發展中鞏固團結、互利共贏。近年來,中日美等國在東亞問題上的外交競合,強弱易勢,決定性的關鍵恐怕不在於綜合國力的對比,而在於霸道與王道的思想分野:一方是以鄰為壑,借勢借端,拉幫結派裹脅弱小國家火中取粟,企圖建構東亞軍事同盟遏制中國崛起;一方是睦鄰友好,共同發展,借助區域合作平台建設「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輸出「中國紅利」以促進共同繁榮。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面對新一輪對外開放,將自身發展戰略與區域合作相對接的重大戰略構想。所謂的「一帶一路」指的是一個朝向陸路,以哈薩克等中亞國家為主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另一個面向海洋,以東南亞、印度、阿拉伯為主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具體的內容既涵蓋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包括次區域合作的大湄公河合作計劃,還有經濟走廊、經濟開發區、互聯互通、人文交流、跨國運輸線、金融合作等項目。「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將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歐洲南部、非洲東部的廣大地區聯繫在一起,覆蓋40多個國家,總人口超過40億,經濟總量超過20萬億美元,資源稟賦互補性強、發展潛力巨大,在農業、紡織、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諸多領域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的空間廣闊。

近年來,雖然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傲人成就,但是受到地理區位條件的制約,主要得益於東部沿海的對外開放,而佔國土面積80%、人口總量接近60%的中西部地區,人均GDP只有東部沿海的1/3,進出口總量只佔全國總額的14%,吸引外資的17%,對外投資的22%,東西傾斜嚴重、城鄉落差大,成為深化改革的制約因素。想要改變這種「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發展格局,不但要加快產業向中西部梯度轉移,也要發揮中西部地區與鄰國交流合作的潛力,進一步提供自身發展的戰略縱深。目前「一帶一路」規劃中所涉及的14個省區市中,就有9個位於中西部,從基礎設施、財政扶持、人才培養就業、對外開放等多方面給予政策優勢,將「內陸」變「前沿」,有利於增強這些中西部省區市的發展潛力。

此外,「一帶一路」的提出,也是基於推動亞洲區域合作的需要。由於歷史的矛盾和南北的發展落差,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水平遠遠落後於歐盟國家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特別是,冷戰時期在「舊金山和約」體制的強力主導下,東亞地區在產業鏈上形成了個別國家從屬於日本、整個東亞國家從屬於美國的「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體系。多年來,以美日為軸心的雙邊協定長期支配著亞洲地區的利益格局,東亞國家間的水平鏈結嚴重斷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介入雖然改變了東亞國家的內部分工,但卻沒有改變對外部市場的依賴。1997年和2008年二次金融危機,提供了東亞區域一體化的契機,亞洲國家正處於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有鑑於此,中國提出要加快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多種方式的連通搭建穩固的投資和融資平台,打造廣泛的交通運輸網絡,修建公路、鐵路、港口和能源走廊。「一帶一路」的建設將有助於推進亞洲內部的區域合作,轉型為內向型積累,也有利於加強歐亞大陸之間的合作。

「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主要是基於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們不需要過度誇大它的和平動機,但也不能忽略它對帶動區域發展、促進區域合作與安全的客觀效應。特別是,在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大陸明確表明不搞「拉幫結派」、不建立任何新的雙多邊機制,也不干涉他國內政、不謀求發展主導權,更不經營自己的勢力範圍、結盟對抗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中國主張充分依託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10+1)峰會、歐亞經濟聯盟等既有的合作平台推動「一帶一路」規劃建設,有利於消除亞洲周邊國家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擔憂和疑慮,進一步深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為區域經濟一體化鋪平道路。

「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不但將會是美日「中國圍堵」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是亞洲區域一體化的制度性保障。通過「一帶一路」的示範作用,中國大陸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中國自古至今都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發展壯大後的中國依然是維持國際和平、推動世界進步的中流砥柱。

文/兩岸犇報79期社評

關於「美國霸權衰敗」?這似乎不是個什麼新鮮的話題。早在上個世紀七○年代,剛剛出版《現代世界體系》一書而一舉成名的紐約大學教授伊曼紐爾.華勒斯坦,就從美國越戰失利和片面廢除「美元/黃金匯兌制」看出端倪。在那個「美式生活」就代表著「世界未來」的年代,這樣的言論必然要引來撻伐與奚落,特別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及隨後的蘇東波轉軌,共產主義的式微似乎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勝利,尤其是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勝利。例如,日裔美籍的政治經濟學家法蘭西斯.福山就藉此宣告「歷史的終結」,認為民主的市場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終極階段。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一夜之間改變了這一切,所有樂觀主義的精神亢奮都顯得不合時宜,天地不再廣闊無邊。隨著西方大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崩塌,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和毫無章法的病急亂投醫,那個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美好時代」已然結束。如今,許多人開始學習適應美國力量、威望和影響力相對下降這個現實,當然,台灣又是一個「永遠的例外」。

美國霸權力量的衰敗,不僅表現在經濟上的捉襟見肘,也表現在處理國際事務的力不從心,更表現在制度和體制的崩壞,以及美國國民精神風貌的低迷。2008年以來,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流失,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剛畢業的年輕人在龐大的債務下苟延殘喘,向上流動性越來越像是海市蜃樓。根據《華爾街日報》和NBC在8月初公布的聯合民調顯示,在18歲以上的美國人中,6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有71%的人認為美國已然走入歧途;有76%不相信下一代會過得比自己更好;更有高達79%的美國人表示對體制不滿。另外,根據今年6月下旬進行的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對於最讓美國人感到驕傲的「美式民主」,其支持度下滑到歷史的最低點:只有30%的人表示信任最高法院,29%信任總統領導的政府,更只有7%的人信任國會。「只要你努力,就一定會成功」的美國夢標語,如今看起來格外刺眼。

事實上,「美國是否真的衰退?」這或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支持「美國衰退論」者認為,當前全球競爭力正在向東方轉移,不管是在GDP增長、科技創新、法治建設、國民健康、勞動紀律和國民消費等各個領域指標,美國遠遠被東亞國家和地區拋在後頭;堅持「美國沒有衰退」的學者卻認為,所謂的「美國衰退論」只不過是一種愉快的幻覺(pleasantillusion),至少目前沒有被取而代之的危險。問題是,相較於戰後初期,美國的財貨和意志可以無遠弗屆滲透到自由主義世界的任何一個脈管末稍;通過戰後援助計畫和貸款,可以讓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脈動和美國這個「搏動著的工農業心臟」聯繫起來;仗勢著這種強大的經濟力量,美國可以在世界範圍複製自己的形象。今天的美國,國家債務超過16萬億美元,相當於2012年美國GDP的總額;美國控制世界局勢的能力明顯降低,尤其是失去美國昔日最親密盟友對其行為的信任,和墨西哥與歐盟國家漸行漸遠;在中東,美國的意志再也不能全面貫徹,不管是在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還是土耳其。它再也不能打贏任何一場地面戰爭,只能用無人機到處隨機殺人。或許,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仍然是一個巨人,但是這個巨人腳卻是用泥巴糊起來的,世界格局必然要朝向多元多極的局面發展

美國霸權體系衰退,對美國國家和公民來說,無疑是一個災難性的後果,它的代價是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的霸權體系瓦解,以及美國公民和居民相對生活水平嚴重下降。但對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它意味著戰後強壓在他們身上的國際分工體系與美元掠奪機制的鬆解,也意味著地緣政治格局的翻轉,以及區域多邊組織的崛起。在那裡,平等協商才是主要的遊戲規則,所有人都要學習適應。反觀近日來爭先恐後地跨洋獻媚,向美國主子搖尾乞憐,要求修改美國「對臺灣關係法」放棄「一中原則」的台獨青年,依然沈迷於美國單邊干涉主義的幻想,意圖利用霸權國家的國內法來介入兩岸問題,自甘淪為美國的軍事領地。這樣的事情,若是發生在冷戰兩體制對立的上一代,或許是一個民族分斷歷史下的悲劇,發生在後冷戰美國霸權勢力衰敗的今天,就只能說是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罷了。

文/兩岸犇報78期社評

每年春節前後,一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長距離、週期性的人口流動,毫無例外地在廣邈的中華大地上鋪展開來。短短的40天裡,往來潮湧於沿海工業發達城市和人口輸出大省之間的人流量,高達30多億人次。據統計,單就鐵路運輸一項,2013年春運全國鐵路發送旅客2.67億人,其中春節7天累計發送旅客4275.6萬人,最高單日旅客發送量高達835.7萬人。隱藏在春運現象背後的是城鄉二元結構、資源配置傾斜和戶口壁壘等一系列深層次因素,它既說明了中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來自力更生追求國家現代化進程所面臨的特殊處境,也指出了當前內需戰略轉型所必須攻克的難點。這種「人在囧途」的年度大戲,或將因為大陸當局近期出台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制度而得到逐步的緩解。

由於歷史的因素,新中國在建政之後並沒有走上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道路,反而是借鑑並改良蘇聯經驗,通過轉移農業剩餘來實現重工業化優先政策。首先,工業化必定會帶來農村人口往城市集中,而城市人口就依靠來自農村的商品化糧食來生活,因此,商品化糧食的供給就成為決定城市勞動者數量的重要因素。在建國初期缺乏外匯進口糧食的條件下,為了確保城市勞動力人口的糧食供給,就必須對農村採行「統一收購、統一販售」(統購統售)的糧食制度,閉鎖糧食市場。其次,為了確保重工業部門的擴大再生產,更要進一步閉鎖經濟作物市場,以較低的價格向農民收購,再透過國營商業單位出售給輕工業部門,然後以較高的價格將輕工業部門所生產的生活資料出售給消費者。也就是說,重工業部門擴大再生產的積累來源,是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體系為手段,從農民身上轉移來的農業剩餘。

要完備這個積累體系,還需要另一個條件。首先是以戶籍制度阻止勞動力的移動,再以糧食配給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來補充。在中國,由於耕地稀缺,農村人口相對過剩,如果允許勞動力的自由移動將會有大量的人口湧向城市。為了抑制城市勞動力規模膨脹超過基礎建設與社會保障體系的負荷,必須阻止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形成禁止勞動力自由移動、使農村和城市相互隔離的機制。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的糧食配給制度只適用於擁有城市戶籍的居民,農民的糧食必須自給自足。農民在沒有得到許可之前不得移住城市,既使擅自移住也得不到糧食配給,當然也得不到醫療、住宅、教育等國家保障,實際上不可能在城市中生活下來。其次,由於城市的就業完全由國家的勞動人事部門所掌握,個別的事業單位不擁有雇佣權限,因此擅自移住到城市的農民,也不可能在城市取得就業機會,形成一種劃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類近於身份制度的戶口壁壘。

改革開放後,為了適應沿海地區工商業的高速發展,大陸政府開始鼓勵自主就業,逐步放寬人員的流動的限制,造成勞動人口的梯度轉移。但是,由於戶口制度改革的滯後,不但造就了1.8億無法享有完整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農民工」,也成為當前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內需戰略轉型的窒礙。世界體系(World-System School)經典作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開發中國家要持續發展從而進入發達國家之林,關鍵在於必須擁有一個足夠支持高科技民族產業發展的大而穩定的內需市場。想要實現這個目的,除了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從調節一次分配(提高勞務所得)和二次分配(財稅和社會保障體系)入手,藉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國民購買力之外;也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縮短資源分配的城鄉與地區傾斜,實現農村人口城鎮化與均衡發展,藉以提供未來數十年間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廣大腹地。因此,戶籍制度改革不能僅僅從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公平分配的角度去理解,還應該從促進國家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理解。

此次大陸戶籍制度的改革雖然鼓勵農民落戶城鎮,但對北、上、廣等特大城市落戶依然通過積分制來執行嚴格限制,同時也避免了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直接掛鈎,防止地方基層借戶籍改革之名剝奪農民土地。未來在政策落實的過程中,如何逐步的、有序的實現城鄉一元化,恐將是大陸深化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試金石。

<兩岸和平發展講堂> 超克「分斷體制」的必要
    ~~ 兩岸、南北韓與東亞的危機與轉機

徐勝近年照片

徐勝近年照片

時 間:2014/8/28,19:00-21:30
地 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地下一樓
主講人:徐勝(韓國社會運動家∕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
主持人: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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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不僅僅是風景畫,不僅僅有浪漫主義消費的保留節目,還有自然中的人。這些人五花八門,其各不相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沉浮福禍的平凡故事,同樣是自然的一部分。這些人不是隱居兩年的梭羅,更不是咬咬牙狠狠心待上三兩週的仿梭羅,而是在這裡搭上一輩子,因此他們的形跡構成了對自然更直接、更深入、更可靠、更活化、更具有歷史感和生命感的詮釋,不斷潛入人類骨血中深藏不露的文明基因。若離開了他們,目光越過了他們,任何人筆下的自然都有幾分可疑,也許不過是盆景的放大,恆溫花房的延展,幾首田園詩的現場模擬再現,甚至是霸權者施展文化劫持和生態剝削的偽自然——恰恰表現了他們對自然的誤解。當事人無論如何激動或深情,與這一片天地的真相其實仍相去甚遠。

──韓少功

韓少功《山南水北》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

 主辦:人間出版社
 時間:2014年9月6日(六)  13:30~17:00
 地點:月涵堂 (台北市金華街110號,金華街與金山南路口)

第一場13:30-15:30 閱讀《山南水北》
主持人:黃琪椿(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彭明偉 (交通大學社文所助理教授)
黃文倩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許博任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
林樂昕 (台灣大學城鄉所碩士)
翁柏川 (苑裡高中國文老師‧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生)
林柏宜 (新竹高中國文老師‧政治大學台文所碩士)

第二場  15:50-17:00 總回應
主持人: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建忠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賴青松 (穀東俱樂部農伕)
何立行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

文/兩岸犇報77期社評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百多年來,甲午戰敗、乙未割台就像是一頁翻不過去的歷史,隱隱作痛的烙印在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胸臆。它不但打破漢代以來華夏居內、夷守四方的「華夷秩序」,打破了天朝上國、往來朝貢的顧盼自雄,甚至在帝國主義的船堅砲利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阻斷了中國社會自發性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甲午一役打破了中國人數千年來的文化自信,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中體西用」的器物興革推向制度、觀念和人心的改造,為日後的全盤西化鋪平了道路。從戊戌變法、國民革命、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改革開放,標誌著幾代中國人救亡圖存、追求國家現代化的不同設想和實踐。「落後就要挨打」,就成為整個民族的共同警醒。

在西方的語境中,所謂的「現代化」,本質上就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它說明一個社會從小農、小商品生產向機器大工業過渡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領域的總體變革: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主義、科學方法)、社會分工、市民社會和普遍參與的憲政主義,就成為它放諸四海皆準的現代性指標。在西方的概念中,現代性被視為是與傳統價值的斷裂,這當中隱含著一種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單向線性史觀,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現狀,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未來。它既是一個有時間序差的遞嬗過程,也是歷史的終點。因此,西方中心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現代性俱有普遍性,是一種「普世價值」,任何的特殊和差異都必須排斥。

問題是,中國的現代化向來就不是中國社會內部自身現代性積累和成熟的結果,而是對外部挑戰所做出的回應。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次殖民地的侵略,主要是為過剩的資本和工業產品找出路,其目的在於佔取海外的原料和市場。因此,殖民主義者所到之處,非但無助於打破當地頑強穩固的封建結構,還會聯合並扶植封建土地統治集團,共同壓制當地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再加上中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構造,資本家和大地主階級只佔少數,更多的是為數眾多小農、小生產者、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間階層,如果貿然走上西方社會兩極化的路徑,勢必要經歷一場屍橫遍野的災難。因此,中國要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既要學習帝國主義,也要反抗帝國主義;既要實現資本主義,又要超越資本主義。正是這種既矛盾又統一的歷史格局,決定了中國知識份子百年的現代化追求,必然要走向一條有別於西方的實踐道路。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毛澤東的自力更生、三線建設的「備戰體制」解決了中國人挨打的問題;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解決了中國人挨餓的問題。那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我們還要面對一個命題,就是要解決中國人「挨罵」的問題。由於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中國的現代化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並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的。因此,中國的現代性必然是和社會主義實踐連在一起,並且有別於「資本主義現代性」。也正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反殖民主義與批判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實現,當然不見容於以資本主義擴張為歷史特徵的西方世界,他們怎麼看你都不順眼。

作為一個在發展中的事物,我們不能也不應該為「社會主義現代性」描繪出一個具體的圖像,給它畫下條條框框。但是,它必然要包含下列指標,作為人類社會未來追求的方向:一是、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人才是歷史發展的尺度,要以完善勞動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來取代盲目的經濟增長;二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要回到為使用價值而生產,從制度面限制人對價值的無窮貪慾;三是,對傳統批判性的繼承。要發揚民族精神,保存民族特性,如此,各民族才能為現代性注入新的內涵、作出獨特的貢獻。四是,要形成一個多樣性統一的世界史格局。一方面,必須看到現代性在不同國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點和表現形式,因而具有明顯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又要重視現代性發展的普遍性,並自覺利用這種普遍性來增強其民族性。

總之,回顧兩個甲子以來中國追求現代化進程的顛仆之路,要解決「挨罵」的問題,不能一味地依靠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還要通過特殊性來逼近一般性,在實踐的過程中彰顯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的優越性,為這個世界的未來提供一個新的價值、新的路徑、新的想像和「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