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堂課-1 (1)時間:2014年11月22日(六)上午10-12時(備簡便午餐)

地點:台中市雙十路一段19巷16號

講 題:

(一)面對亞太自貿區與中韓FTA的形成,台灣何去何從?

(二)如何深化兩岸和平發展與政治互信? 風雨台灣的未來

主講人:

吳榮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勞動黨主席)

孫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副校長)

陳福裕(夏潮聯合會評議長、《兩岸犇報》社長)

提要:

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及全球自由貿易協定(FTA)風潮的影響,一波波的東亞區域整合態勢興起,環太平洋組織—亞太經濟合作(APEC)也面臨新的機遇。北京APEC會後,中國大陸與東協、東北亞,加上中港、中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面對東亞區域(中韓、中日)整合新勢力,亞洲自由貿易區的發展路徑圖,已完成整合的雛形,台灣被摒除在外,將在經濟及非經濟層面上受到衝擊。除了關稅調降所帶來的衝擊,尚有投資轉向效果,台灣內外投資減少後,將危及台灣就業、消費及經濟成長。此外,政治與外交上的邊緣化,將是更嚴重的問題。台灣必須承認中國大陸是亞洲、東北亞區域整合中的要角,並且面對中國大陸市場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地區的事實,停止視開放兩岸經貿為政治籌碼的錯誤思維,透過改善兩岸關係進入東亞區域整合趨勢中,深化兩岸和平發展與政治互信,建構兩岸和平的共同家園,發展兩岸統一的未來,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主辦單位: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

聯絡方式:

電話:台中 (04)2229-2337、(04)2229-2335

台北 (02)2735-9558

電郵:chinapeacetw@gmail.com

實驗教育二法,大工業退潮後的教育分殊

十一月 17, 2014 | 迴響已關閉

文/兩岸犇報84期社評

教育與出身,向來都是決定一個人的社會位置的主要變數,也是制約一個社會階級流動的主要因素。千百年來,科舉制度提供了寒門子弟的進身之階,晴耕雨讀,就成為封建時代中國超穩定社會結構的磐石;台灣工業化之後,完備的國民義務教育不僅豐沛了製造業與服務業部門的基礎勞動力,考試制度,更成為工農子弟實現階級翻身的唯一契機。近日來,立法院通過「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形態教育實施條例」(簡稱「實驗教育二法」)等攸關在家自學與體制外學校師生權益的法源依據,大幅度翻轉了行之多年的國民義務教育體系,引起了社會正反兩極的評價。支持者認為,此舉攸關學生與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有利於發展個性化學習,是教育改革又一個重大成就;反對者憂心,二十多年來的教改亂象,已經暴露城鄉教育資源差距的負面,一流公立大學工農子弟的比例正在大幅度縮減,如今教育主管機關進一步為社經資源處於優勢地位的家長和學生,大開實驗教育和自主學習的方便之門,並提供財政挹注,不但將加大教育資源的排擠,恐將進一步限縮社會階級流動的可能。

平心而論,上述的兩種意見都有其現實根據。如果單就教育是促進受教育者身心發展此一根本任務來看,強調社會整體性的義務教育與重視個別特殊性的自主學習,兩者無分軒輊,甚至可以互相補充。但若將視野放大到教育的本質,它不僅涉及受教育者個別的身心發展,對生活、環境的適應能力,以及經驗的積累與重新組合,更涉及民族精神與文化的傳遞與社會建設人才的培養,體現著每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需要。例如,1944年國民政府通過「強迫教育法」,就是為了統一國民意識,掃除文盲,不但規定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必須強制入學,而且超齡沒有受基本教育之國民還要接受補習教育;1968年,為了適應加工出口區設置,不但將國民義務教育年限提高到九年,還將英文、物理、化學等列為基礎學科,其目的在於培養能夠適應外商管理制度和機械操作原理的基層作業員;近年來,逐步廢除卓有成效的技職教育,將義務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恰恰是台灣傳統工業外移、產業升級轉型的客觀反映。

學校教育(Schooling)做為一種社會再生產機制,是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大工業後的客觀產物。首先,在資本主義雇佣勞動的體制下,青年人必須脫離封建家庭的束縛,從而也脫離了封建的保障,通過出賣他的勞動力來直接成為社會的一員。為了在競爭中順利的出售自己的勞動力,青年們在走進市場之前必須先進入學校,接受文化知識、勞動紀律和專業技能的教育。其次,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不僅僅是生產要素的再生產,還包括了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為了在數量上滿足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近代教育體系被迫放棄對學生身份的封建限制,開放統治階級以外的小生產者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弟入學,校園成為社會階級組成的小縮影。更重要的是,機構化的學校教育做為青年人社會化的中介,事實上是取代過去家庭和宗教的角色,扮演起「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職能,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是這種在量上的要求和質上的規定性,迫使近代教育體系揚棄做為統治菁英文明教養和培植封建官吏的前資本主義職能,轉而以培養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科技人才和勞動後備力量為主要目的,從而表現出普遍化、技能化和社會化的基本特徵。近年來游走於體制邊緣的實驗教育與在家自學,恰恰是對這種體制化學校教育的反動,要求取消基礎教育的國家規範,回歸到中世紀貴族化家庭教育的文明教養。

「實驗教育二法」通過所引發的社會爭議,表面上是教育理念與資源分配之爭,實質上是台灣社會階級矛盾尖銳化的體現,也反映出當前產業空洞化的現實。當一個社會大工業生產逐漸褪去,去技術化的一般勞動為自動化機械手臂所取代,以培養基礎勞動力與社會規訓為主要職能的普遍義務教育,就不再具有強制性意義,教育個性化就成為勞動與階級分殊化必然的要求。我們所關心的是,所謂「實驗教育」與「自主學習」法制化的良善用意,背後其實隱藏著社會財富兩極化與階級位置世襲化的事實,這種在基礎教育上的「封建回歸」,恐怕是台灣現行體制社會再生產崩解的先兆。

1921148_598584230235637_455080389_o今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48周年,兩岸和平發展論壇鑑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一生的革命實踐,都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資產,對於包含台灣在內的中國近現代發展,特別是對於兩岸關係的前景與路徑,都具有無法抹滅的重要啟示。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將於明(12)日上午9時,率領群眾前往台北國父紀念館向孫中山先生銅像獻花致敬。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借緬懷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與風範,針對當前兩岸關係新情勢發表聲明如下: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認為,「振興中華」是孫中山理念的核心價值,兩岸命運一體、利害與共,台灣同胞無法缺席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同時也必須以「振興中華」的的高度來看待兩岸關係,視野既廣也才能看清台灣發展的正確道路。

論壇確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台灣的難得機遇,當前兩岸關係的最大課題,就是確保和平發展最終走向和平統一,防止走上和平分裂的歪路。孫中山思想在台灣社會仍有很高的影響力,而當前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又自許為孫中山先生的繼承者,因此台灣同胞肩負著傳承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遺願的重責大任,而落實「振興中華」的首要任務,就是與大陸攜手合作,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鞏固維護「一中框架」的共同認知,建立並持續增進政治互信,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事實上,大陸已設定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完成祖國的統一,並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接著又在四中全會的報告指明,「運用法治方式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近日習近平與蕭萬長會見時也重申,兩岸之間要「加強交流、增進互信,保持良性互動、相向而行,要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

隨著大陸綜合國力穩定提昇,在對台政策上也展現更大的耐心與信心,而以真誠、善意、親情的態度視兩岸的和平統一為振興中華的重要基石之一。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認為,對台灣而言,必須堅持兩岸同屬一中與兩岸一家親的共同基礎和血脈連結,儘快展開政治對話,才有助於增進兩岸之間的互信基礎;同時,台灣的朝野上下也應該學習與大陸互相尊重,無論在政策上或是民間交流上,都應該秉持相向而行的態度和作為。

最後,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呼籲台灣社會各界,尤其是目前執政的國民黨當局,既要關注九合一地方選舉的勝選,更必須放眼2016年之後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在島內的政黨競爭中才能掌握主動,立於不敗之地,才能為台灣同胞謀求最大的幸福與利益,也才是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的積極意義。* (2014年11月11日)

【敬邀參加】紀念孫中山誕辰148周年.向孫中山先生銅像獻花致敬活動

時間: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上午9時集合

地點:台北國父紀念館(台北市仁愛路4段505號),「促進中華民族和平統一政治團體聯合會議」隊伍集合

佔領民主的民主

十一月 4, 2014 | 迴響已關閉

文/王錦南

自命公民的某種心智是否定他人的公民人格與身分,儘管後者是納稅與勞動的合法公民。但大家都是公民的話,就無法突出自己的公民特殊性,從而無法佔領定義公民權的人格高度。

所謂民主,卻恰恰需要這種精神專制,才能指揮扈從者去佔領公民普遍姓,成就公民不服從式的民主。民主與專制相互成就如此,表現的形式就是對立與抗命。這種來自不服從的民主,誰也不服誰式的民主,無論多數與少數之間的尊重與服從,只管在虛無的對立公式中就能滿足民主想像的民主,卻是排他性公民勇於勃起的膽識。

有人看好香港佔中,說是:「一國兩制愈來愈難以抵擋香港民主化的聲音。佔中播下了渴求民主的種子,這些種子要隔幾個冬天才會發芽我們不知道,但破土成樹卻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大陸方面對佔中不願做制度上的退讓。但這恐怕是徒勞的,因為不可逆的過程其實已經開始了。就算這一波佔中得以平息,但香港對民主的渴望已經種下,這個渴望將成為下一次佔中、下下次佔中的種子。」

可叫人奇怪的是,一國兩制怎麼就擋了民主的道?台灣內部沒有一國兩制,為何在今年3月也發生佔領式民主?難道反服貿運動證明台灣與大陸已是一國兩制?這種佔領民主的渴望,也將成為下一次、下下次佔領台北公署的種子?這種「良制」,也好向人示驕?也好教人面對「民主時間表」?

不可逆的歷史一直在進行,包括對民主形式和民主內容的創造與修改。那都基於一條更不可逆的邏輯:資源的有限和欲望的無窮。台灣黑心油事件,就具體反映民主「良制」對這種矛盾的無能與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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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生)

幾年前,聽過一門課,授課教授與學生們以「正義」為題,有段發人省思的對話:

教授:「什麼是正義?」

學生們:「顧及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以多數人的權益為重、少數服從多數…。」

教授:「依據大家所言,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假設你是醫生,急診室剛接收了幾個在車禍中嚴重受創的病人亟需器官移植,分別為心、肝、腎臟和眼角膜…否則將殘疾一生或性命不保。當醫院急著替這些病人聯繫器官取得事宜時,你正替一個身體強健的人作例行性的健康檢查,他的器官若全數捐出,會因此喪命,卻可能拯救正在急診室等待器官移植的一群病人。此時,你會秉持『正義』,秘密的將此人迷暈,迫使其在被動狀態下捐贈器官嗎?」

學生們一陣譁然…

上述案例或許極端,卻可以提供我們反思所謂「多數正義」的悖論。事實上,我們生活的世界,許多相關的社會議題經常被冠以正義或民主之名,以這種多數決的方式來論定。但是,多數人的意見,真的就代表正義之聲嗎?那些被掩蓋的少數者的聲音,他們的權益又該如何伸張?難道沒有其它辦法能取代當前的提案嗎?除了公民表決,是否有其它取得共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誰才能夠代表真正的「多數利益」?

是誰躲在正義的背後

近幾年就學於香港,越是浸入香港文化,越是發現香港和台灣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一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二是「反中國大陸的情緒」。一般來說,西方已開發國家由於發展的早,某些地方確可作為後進國家借鑒,但一味地把西方的發展模式當作準則,進而盲目照搬其政治制度作為民主化的依循,並不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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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祭兩岸走向和解交流的歷史轉折,同時也應是促進政治平反及歷史平反運動的轉機。把握兩岸時勢發展的現實,在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我們仍繼續提出「傳承民族復興使命.伸張歷史正義」的主題,回應來自於民族歷史的時代呼聲,並在先烈英靈前莊嚴宣告,以做為平反運動的指向目標。

時間: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下午1時30分開始

地點:台北市萬華區馬場町紀念公園

冰與血片名:《冰與血》
片長:120 分鐘

時間:2014年10月31日(星期五)晚上七點
地點:真善美戲院(台北市漢中街116號7F)
主辦單位: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影片簡介】

當前美國重返亞洲的新冷戰佈局,強詞奪理卻聲色凌厲。一九五○年代,中國內戰與美帝國主義主使的東亞冷戰架構,在內戰中敗退到台灣一省的國民黨政權,依附美軍共同協防的東亞冷戰島鍊政策,在台島施行軍事戒嚴體制下的紅色肅清「白色恐怖」。「寧錯殺一百,不錯放一人。」凶殘無度的屠殺、刑死、監禁的血痕,雖然遭到恐怖手段的冰封,但歷史的真相一直都在,需要我們共同奮力挖掘、指證、復原。更要求我們勇敢面對,作出不懈的思想、價值與世界觀的求索,方能在新冷戰的炮火中繼續前進!不愧對先人追求人民的正義奮不顧身的犧牲。

【主辦單位10月29日緊急公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現場座位一日之間爆滿,因顧及有人索票後因故不克前往觀看,多提供了50名索票,各位索票的朋友都有一個編號,當日憑編號索票,220號之前的先入場,坐完定位後,在開放220-270號入場,因為經費就只夠放這場,或許映後會發動募捐,或是接洽台北市以外的區域合作放映的可能性。

造成大家的不便也請諒解,我們會盡量在有限的資源滿足大家,懇請大家原諒。

◎更多訊息請參見活動粉絲頁

文/兩岸犇報83期社評

繼「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之後,中國大陸再度向千瘡百孔的現行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揮出重拳。10月24日,包含中國、印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內的21個創始會員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備忘錄,共同宣布成立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此舉既展現了中國大陸「點穴式外交」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積極作為,也反映了中國及亞洲周邊國家對美國、日本和歐洲所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失望,更標誌著國際金融新秩序在地緣格局上的板塊移動。

2012年3月,金磚五國共同簽署了《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多邊本幣授信總協議》和《多邊信用證保兌服務協議》,奠定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的重要基礎。同年10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印尼總統進行會談時正式拋出建設「亞洲基建投資銀行」的設想,立即獲得亞洲國家廣泛的關注。據了解,中國大陸原先的構想是想邀請包含日、韓等東亞國家,以及澳洲和歐盟等域外國家共襄盛舉,但是在美國強勢的外交干預下,上述各國紛紛表示觀望,但仍然有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國、阿曼、科威特、卡塔爾以及印尼以外的東盟(ASEAN)所有成員國加入,包含近年來在南海島嶼主權問題上向中國公開叫板的越南與菲律賓在內。

美國和日本之所以抵制「亞洲投資銀行」的成立,主要是擔心將會削弱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世界金融秩序的支配力,更擔心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加入中國所控股的亞洲投資銀行之後,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附庸,威脅到它們所掌控的金融霸權。問題是,從上個世紀七○年代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後,全球金融資本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假「自由化」之名展開了一連串對世界經濟的多空掠奪,導致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滯後,不但南北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兩極分化顯而易見,就連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懸殊也在擴大。半個世紀來,危機取代了戰爭,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夢魘。從七○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到1992年的英鎊暴跌、1994年墨西哥披索大幅貶值、1997年東亞貨幣金融危機、到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在在顯示了由少數霸權國家所掌控的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重大的缺陷,改革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勢在必行。

當今世界上的各大金融力量各有所圖,所提出的方案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其目的都在維護自身在世界經濟中的有利地位。我們面對的現實是:美國維護其金融霸主的野心不曾一刻消退,保持美元的統治地位以控制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戰略構想,仍然是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歐盟正通過貨幣一體化走向財政和政治一體化,力圖建立歐洲大經濟區與美元霸主地位相抗衡;日本在謀求建立「亞洲日元圈」受挫後,仍然意圖通過軍備輸出建構亞洲「反華軍事包圍圈」,以防止人民幣國際化取代它在東盟國家的傳統利益。因此,所有改革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藥方,不管是恢復金本位、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或是讓資本按其「天性」自由流動,都不過是基於霸權國家的利益的飲鴆止渴。在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的過程中,絕對不能忽視發展中國家日漸興起的影響力,沒有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穩定和發展壯大,國際金融新秩序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和平發展」向來是發展中國家和弱小民族的善良願望,但往往卻成為西方擴張主義者和霸權國家的特權,它們習慣用戰爭來兜售和平。改革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打破大國壟斷,在平等互惠、合作發展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金融秩序,既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也是中國大陸的一貫主張。亞洲投資銀行的倡議,是與中國建設「一路一帶」區域發展計劃一起提出的配套方案,是繼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之後,又一包含中國、印度兩大新興大國在內的跨區域金融合作機制。從21個創始會員國名單幾乎涵蓋了「一路一帶」區域計畫內的亞洲國家可知,亞洲投資銀行的倡議確實是契合了廣大亞洲國家的需求,將為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一個全新的資金來源,有助於解決亞洲國家因基礎建設滯後所帶來對經濟發展的制約。

當然,亞洲投資銀行的建立,勢必要牽動亞洲地緣政治格局的重新盤整。從這個角度來看,亞洲投資銀行確實是中國對外戰略的一部分,但不是對外擴張戰略,而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的對外合作戰略

香港佔中,顏色革命的美國因素

十月 15, 2014 | 迴響已關閉

文/兩岸犇報82期社評

翻開歷史的圖冊,人們終究還是發現,相較於1968年那些充滿想像的未來,今日簇擁在街道上年輕的面孔何其荒蕪。當「自由」取代了解放、「普選」置換了民主、「公民」壓倒了人民,從斯洛伐克到喬治亞、從烏克蘭到吉爾吉斯、從黎巴嫩到敘利亞、從埃及到突尼西亞、從太陽花到「雨傘革命」,天鵝絨般柔滑平和的色彩背後是西方霸權主義的利刃,劍指著每一個非西方體系的國家,意圖打造一個向西方全面傾斜的新世界。人們都以為是自己的政府有問題,卻看不到,其實是這個由西方霸權所支配的世界出了問題。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伴隨著蘇東波解體、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步伐,廣大的第三世界與轉軌國家經濟發展滯後,社會矛盾積聚,貧富懸殊、分配不公、貪污腐化,加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社會大眾出現「反官、仇富、敵視公有經濟」的普遍情緒。由西方所一手扶植的反對勢力,像是一束束刻意剪裁的花朵,強行栽植在各國的「民主花瓶」裡,他們不需要根植於土地,只要浥注些許的「政治輸液」,找到政府失策的空隙,就能裹脅青年人的熱情與想望,發動群眾佔領交通樞紐或政府部門,引起全球媒體的唱和與西方國家的外交干預。於是,一場場「 顏色革命」粉墨登場,一個個政府應聲倒地,破罐破摔,當一切熄燈散場,所留下的就是一片經濟衰敗、民生凋敝、社會對立、民主殘破的景象和無語問天的市井小民。

近日來盤踞在香港本島和九龍主要街區的「佔中運動」,許多跡象都揭露了這不是一次單純的自發行為,是有計劃地組織和長期部署的結果,無論是媒體老板的跨海請益、還是運動現場的物資支援、網絡協作,戲碼各有巧妙,手法如出一轍。正如美國獨立媒體Mint Press近日撰文指出,香港的「佔中」運動披著民主的外衣,實為一個與海外金融、政治及媒體勢力相互勾連的巨大網絡。在「佔中」運動的背後,美國國務院、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以及作為旗下子機構的國家民主研究院(NDI)扮演著不容忽視的幕後推手。例如,NDI稱自1997年以來,該機構對香港開展了一系列活動,試圖構建香港的「後回歸」選舉框架、自治地位、法治以及民主自由。2005年,NDI啟動了一項6個月之久的青年政治領袖計劃,致力於培養新興政黨團體,並負責訓練他們的政治技巧。NDI公開表示它培育並資助了其他團體在香港的活動,以達到顛覆中國政府對香港領導力的目的。

當然,無風不起浪。任何外部因素的介入,如果不通過內部條件就無法起作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一方面它的經濟總量大,是中國大陸對外交流、推動經濟國際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對於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外交環境和對台宣傳,都有很大的示範作用。因此,北京當局不計代價的確保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的政策,就助長了香港居民的驕氣,也提供了部份政商人士,特別是地產資本鑽空子、投機倒把的機會。平心而論,香港居民的怨氣並非全然無的放矢,貧富懸殊、就業困難、物價騰貴、房產飆漲、社會保障制度配套置後,青年朋友對未來的絕望,必然反映在對特區體制的失望。

令人遺憾的是,青年朋友追求個人人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樸素情緒,原本是一個社會尋求正常發展的動力和契機,但卻在西方話語權的壟斷下讓所謂「普世價值」所遮蔽。再加上,近年來上海取代香港成為亞洲區域經貿與金融中心的態勢日漸成型,昔日香港居民「殖民地現代性」的優越感日漸式微,致使整個「佔中運動」在西方勢力的牽引下,逐步走向「親殖反華」、「聯美制中」的政治格局,將運動的性質從「人民內部矛盾」上綱到「敵我矛盾」親痛仇快的危險傾向,令人腕惜。

事實上,香港回歸後呈現在社會生活的各種負面,雖然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但絕不是孤立的現象。回顧新世紀以來陸續在北非、中東以及亞洲國家出現的「顏色革命」,產生動亂的社會經濟根源並無二致。從根本上來說,上個世紀八○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2008年以來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才是導致世界經濟失衡始作俑者。在全球通貨浮濫與製造業利潤率低迷的的前提下,國際金融禿鷹在能源、糧食、股市與房地產等領域來回坑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坦白說,這個跟誰當特首,以及如何選出特首,一點關係都沒有。

1017活動

 

 

 

主題:兩岸文學研究與交流的對立與統一

時間: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晚上7-9時

地點:公共冊所(台北市大安區泰順街24號地下室)

主辦單位: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

主持人:藍博洲(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作家)

與談人:

朱雙一(廈門大學教授)

黎湘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鍾秀梅(成功大學台文所所長)

須文蔚(東華大學華文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