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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進黨為什麼失敗

從1983年開始，以直接消費品生產、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中小企業為了追求廉價勞力，紛紛轉移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與此同時，東亞地區在冷戰時期所形成的「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國際分工體系（東南亞提供原料，日本生產中間原料，四小龍組裝出口）也開始轉型成為「區域製造業網絡結構」，提供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結構動力。（請參考＜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劃下的歷史抉擇＞一文，陳福裕，2002）為了因應這個變化，九○年代台灣進行了一次產業結構調整：一部份是納入東亞區域分工，提供中間原料和零組件出口的傳統產業；一部份是作為加工環節納入國際壟斷資本再生產循環的晶元代工等半導體工業。前者，因為下游廠商群聚中國大陸，不得不以大陸市場做為依歸，甚至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大陸地區；後者在國際壟斷資本的羽翼下，原本可以無視於東亞區域整合的趨勢而偏安海隅，但也因921震災暴露了台灣作為晶元加工基地的不確定性，國際半導體資本被迫調整全球佈局之後，也認識到將生產基地部份轉移到中國大陸的重要性與必然性。

但是，陳水扁執政以來，一方面為了籠絡少數台獨基本教義派群眾，繼承了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本土化」路線，延續「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灣產業外移；一方面在失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主作為群眾基礎的情況下，轉而強化台獨路線，以民粹主義號召在兩岸經貿往來中雖非直接受害，但卻也少有好處的工農群眾的支持。這一點固然是為了選戰考量，卻也是符合綠營「親美、反共」的傳統意識形態，只是它的結果非但導致台灣經濟長期停滯，也違反了台灣資產階級的利益，最終遭到主流民意的背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2005年「反分裂法」出台後台灣資產階級紛紛表態支持，以及隨後連戰先生訪問北京進行國共和解時取得60%以上的民意支持，而隔年二次訪問時，隨行的50位業界代表其生產總額竟超台灣工業產值一半，看出端倪。

有鑑於此，陳水扁當局一度想利用「二次金改」來攏絡台灣的金融資本家。但是，金融資本並無獨立的性格，它的利息率一方面受到產業利潤率的制約，也受制於國家機器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也就是說，它在政治上一方面以產業資本馬首是瞻，一方面也是「永遠的執政黨」，實難成為一個落日政權的堅實盟友。更何況，一旦台資企業因為政治干預而被迫切斷了它與台灣的金融臍帶，轉而在大陸的票卷市場和金融市場尋求集資的渠道，這對台灣金融資本來說無疑將是一場災難。因此，就台灣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而言，提供一個安全、開放、和平發展的兩岸政策是他們對執政當局的共同要求，而陳水扁當局日益強化的台獨路線正好與這個要求背道而馳。

最後，作為黨外民主運動傳統支持者的都市中產階級，他們大多是高學歷、高所得的受薪階層。他們的職能是建立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工、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新的社會基礎上（例如，現代企業管理者，服務於流通部門的金融、服務業從業人員，高新科技的研發人員等等）。他們一方面代替資本家執行資本的職能，一方面分潤資本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因此，雖然因為職位的高低，以及對資本積累的貢獻不同，他們在收入的分配上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他們大多繼承了資產階級的假意識，甚至極力尋求晉身為資產階級的預備隊，在政治上通常與資產階級同聲一氣。由於他們長期活躍於產業部門和流通部門，掌握相當的經濟資訊。他們深信，只有兩岸經貿的進一步整合才是台灣經濟復甦的活水源頭，也只有在兩岸經濟活絡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擴大企業獲利，保障他們自身的經濟收益。加上，近來由於台灣社會的兩極分化，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的集體下滑，形成了一種「對民進黨不滿，對國民黨不放心」的社會情緒，而2004年的兩顆子彈以及陳水扁家族及其扈從的貪污腐化，也在在挑戰了他們對崇尚代議民主以及程序正義的傳統價值。

2006年如潮水般湧上台北街頭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大軍，正是都市中產階級集體焦慮的表現，他們在政治上的消極與逆反，恰恰成為壓倒民進黨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五、馬英九政權在兩岸問題上的兩面性

即將在520登上權力舞台的馬英九，雖然在民進黨失政貪腐，違法亂紀的背景中，以其個人長期苦心經營的社會形象和人格特質擄獲人心而登上大位。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馬英九在本質上既是蔣經國「親美、反共、革新保台」政策的直接繼承人，也是「技術官僚掌政」最大的受益者。分析馬英九的個人條件，除了長期以清廉自期的「不沾鍋」形象外，主要還包含了兩個思想特質：一個是依法行政的法治國家主義；一個是求真務實的技術官僚作風。這兩者，一方面作為台灣現代性的象徵（特別是在319槍擊事件之後），滿足了台灣人民這個階段望治甚殷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馬英九作為小蔣晚年刻意栽培的技術官僚，也召喚了台灣人民對蔣經國晚年的歷史記憶，那就是在「親美、反共、革新保台」旗幟下實現經濟的高速成長。

韋伯式的法治主義，根源於對自然法和西方代議政體的信心，是冷戰時期親西方知識菁英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馬英九作為美國霸權勢力所刻意栽培的第三世界知識菁英，他的「反共」是深入骨髓，內外一致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馬英九求真務實的技術官僚作風，卻又促使他不得不屈服於客觀經濟規律，在後冷戰時期接受了兩岸「共同市場」的概念。

這兩因素看似矛頓卻又實質統一。因為「親美、反共」，所以馬英九採納了美國「不統、不獨、不武」的基本立場，將兩岸關係定調在所謂「互不否認」，其實就是「兩個中國、維持現狀」的基本點上（這一點可以從馬英九在輿論的撻伐聲中，仍然力挺賴幸媛出掌陸委會得到證實）；因為要「革新保台」，馬英九也務實的認識到只有依靠「兩岸共同市場」才能活化台灣經濟命脈，才得以為「維持現狀」厚植經濟基礎。要實現這個願望，他就必須與北京對等協商，謀求解束兩岸的敵對狀態的種種可能。因此，雖然我們相信馬英九在執政期間不至於對兩岸和平做出挑釁和破壞性的行為，但是對於他是否能夠超越美國所制定的兩岸「不統、不獨、不武、不和」的政治紅線，轉而致力於推動兩岸和平框架，為民族的和平統一奠定基礎，實在不敢寄予厚望。

此外，國民黨在李登輝主政期間為了進行奪權鬥爭，假借「國會改選」之名將長期盤剝地方政治經濟資源的地方派系中央化，導致黨內黑金充斥。當前的國民黨，基本上就是由地方派系政治人物和後蔣經國時代的技術官僚這二種成份所組成。前者以立法院為根據地，以王金平為代表人物；後者，以轉戰縣市地方首長的行政官僚和馬團隊為主。雖然，大選的結果基本上壓制了隱藏其中的省籍情結，但是，以馬英九的個人聲望和黨內的基礎，非但無法遏制貪腐的現象，雙方在兩岸問題上也並不一致。因此，不管是從主觀認識或是外部條件看來，在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具有相當的侷限性和兩面性，其進步意義恐怕遠不如2005年連胡會新聞公報所揭櫫的「五點共同願景」。

六、「後黨外時代」的政治格局

台灣社會經由2005年底以來的一連串選舉，基本上已經在藍綠之間實現了板塊移動。如果說，經過這一連串的政治滌洗，台灣人民總算跳脫了族群動員的民粹操弄，將台獨基本教義派所虛構的「台灣民族論」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合理的估計。但是，如果根據上述對民進黨敗選原因的結構性分析，就率爾做出民進黨和台獨勢力最終走向泡沫化的結論，並據此論斷馬英九的執政將會使兩岸關係從此步向坦途，似乎又是一個過度樂觀的推論。

民進黨是否會矮化為如沈富雄先生所的：代表「中南部農業縣分福佬沙文主義」政黨而最終走向泡沫化？還有兩個值得觀察的指標：

(一)、黨內務實派台獨與主張「國家建構論」的學運世代，能否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稱是中華民國」的共識下進行政治結盟，對內奪取黨權，擺脫貪腐結構，轉型成為一個承認現狀獨立的中間偏左政黨；對外尊重多元族群價值，拋棄排它性色彩強烈的「台灣民族論」，承認國民黨的「本土性」，並在這個基礎上與「革新保台派」聯手打造一個出「對外一致（恐共反華），對內競爭（民主化、轉型正義）」的政治局面。如此一來，即便民進黨未來不脫長期在野的命運，都將是左右台灣政局，維持並延長海峽兩岸分治、分立現狀的主要力量。

(二)、另一個值得觀察的指標是明年底的縣市長選舉。當前民進黨的客觀困境在於：一方面，為籠絡長期接受其意識形態宣傳而頑固化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在兩岸政策上幾近「鎖國」的做法與民營企業集團的利益相對立，因而喪失他們在財政上的挹注；一方面，為了彌補日漸空虛化的財政支持，利用執政優勢掏空或濫用行政資源，違法亂紀、貪污腐敗，甚至違反了西方代議政體程序正義的最後防線，挑戰了都市中間階層的傳統價值。

目前維繫著民進黨合法性的，只剩下利用在南部縣市的執政優勢，透過老農年金、敬老津貼的發放，籠絡鄉鎮地區的基本票源。一旦民進黨在明年縣市長選舉前無法完成政黨改造，解除中間階層的疑慮，從而讓國民黨候選人趁隙奪回南部縣市的執政權。喪失行政資源的優勢將會刺激黨內激進派抬頭，利用台獨運動激進化來鞏固基本教義派的票源，走回黨外時期群眾運動的老路線。這個發展的結果，在絕大多數民眾歷經二十多年的政治鬥爭，普遍希望休息養生，發達經濟的心理背景下，民進黨的泡沫化將是一條不可避免的道路。如此一來，黨內學運世代為了延續政治生命，將會毫不考慮的選擇「破殼而出」，聯合各個社運團體重新組建一個中間偏左的溫和派台獨政黨。從此，台灣政局將會走入一個「一黨獨大、多黨監督」的新局面。

總之，綜觀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經由白色恐怖對左翼愛國主義力量的戕害之後，儘管在不同時期天空中搖曳著各種形形色色的旗幟，但是主旋律還是民營資本跟官僚資本的鬥爭，是一場資產階級的奪權運動。過程中即便被塗抹上一些族群矛盾、地域矛盾，甚至是統獨矛盾的色彩，但是也只是作為權力的分配的口實，並未涉及到對體制的全面反叛和決裂。反觀，作為社會基本矛盾的階級問題，在它還沒能上升到主要矛盾之前，就因為資本外移所帶來的去工業化而暫時退下舞台。因此，當前我們所面對的形勢是，堅持「台灣民族論」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在式微的過程中，或許會進一步激進化，但無可避免的終將邊緣化。而未來橫埂在民族和平統一的道路上的，將可能會是由國民黨的「革新保臺派」和民進黨「現狀台獨派」所合力構築的、以超過七成的民意為基礎材料所打造起來的「親美、反共（華），維持現狀」的政治堡壘，以及，在這個堡壘的外部由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所深深挖下來的壕溝。（全文完）

一、前言

2008年的島內大選終於在一片抹黑、造謠、扒糞的聲浪中落幕，馬英九先生不但以58.5%、超過765萬票的壓倒性多數贏得了大選，更一舉拿下包括高雄市、台南市和嘉義市等綠營傳統票倉在內的所有城市地區的過半選票。一般認為，這個結果不但意味著台灣人民對八年來貪腐失政的陳水扁當局的唾棄，也意味著台灣人民超越了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用他們的選票否定了「福佬沙文主義」的民粹操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投票前夕謝長廷陣營大肆操作「一中市場」、「西藏暴亂」等議題，試圖召喚台灣人民「恐共、反華」的情緒。此舉非但沒能撼動望治甚殷的選民意志，更有超過六成四的台灣人民以「拒領公投票」的實際行動來粉碎民進黨假借「住民自決」遂行「法理台獨」的企圖。

選後，民進黨雖然行事如儀的舉辦了幾場「擴大檢討會議」，但是面對著數十年來辛苦積累的政治資產可能就此土崩瓦解的壓力，非但最該為八年來的貪腐失政負起責任的黨政要員紛紛缺席，就連號稱要務實改革、世代交替的黨內中生代，在砲聲隆隆的煙硝中仍然難掩派系傾軋和主席改選的算計。至於，民進黨到底為何會失敗？它到底繼承了甚麼，又背叛了什麼？為何僅短短的八年執政就讓它走到台灣人民的對立面？凡此種種都掩埋在親日派（辜寬敏）、旅美派（蔡同榮）和務實派（蔡英文）等各色台獨勢力的力爭黨權的隔空叫陣下，絲毫也挑不起黨內政治菁英的注意。

本文的旨趣不在於借箸代籌，對於民進黨黨內的派系傾軋以及黨主席選舉也不感興趣，更不會天真的以為只要耍耍嘴皮、唱唱高調就可以「治病救人」。但是，民進黨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它的興衰和動向非但牽引著本土派群眾的歷史感情，也深刻的影響著島內政情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民進黨是否會就此矮化成為代表「中南部農業縣分福佬沙文主義政黨」（沈富雄語）而最終走向泡沫化？抑或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承認「現狀獨立」的中間偏左的政黨，與國民黨革新保臺派聯手打造一個「對外一致（親美反共）、對內競爭（轉型正義）」的政治格局？又，台灣人民經歷了十多年來的民粹主義叫囂，是否真的像是出了一場民主痲疹，雖然頭痛發燒而且滿臉膿包，但一經痊癒就此終身免疫？還是像得了民粹主義瘧疾，就算沒有致命，也要三不五時，忽冷忽熱的打打擺子？相信這才是台灣人民，以及所有希望海峽兩岸和解、合作、和平發展的朋友們所關心的議題。

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在過去數十年來，民進黨之所以能在軍事戒嚴體制下迅速茁壯，進而取得政權。總的來說，有二個基本要素：一、是利用國民黨早期的省籍差別待遇，巧妙的將「台灣意識」異化為「台獨意識」，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取得了「本土化」的詮釋權；二、是利用民營資本與黨國資本的矛盾，取得台灣資產階級的經濟挹助作為物質基礎。但是，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台灣在東西冷戰、軍事戒嚴體制下依靠貿易保護和壟斷生產來進行國家資本積累的條件下，民進黨的本土化意識非但有利於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也有助於本土資產階級挑戰黨國資本，奪取一級加工產業的戰略高地；一旦冷戰結束，新自由主義經濟當道，民營企業集團喪失了壟斷利潤的經濟誘因，而民進黨的台獨意識就日漸成為民營資本因應市場競爭和追求擴大積累的絆腳石。為了擺脫這種意識形態的制約，民營企業集團被迫重新向國民黨靠攏，而日漸崛起的大陸市場和區域經濟整合，就是促使本土產階級政治轉向的外部條件。

事實上，台灣與所有的移民社會一樣，為了在先來後到的各個族群間重新分配資源，族群間的嫌隙和摩擦由來已久。除了因季風、氣候等偶然因素來台的先人之外，有計畫的大規模移民大約從明鄭時期開始，1683年康熙政府收復台灣之後，更有大量的泉、漳、潮、惠的「福佬人」和「客家人」在商人資本的鼓勵下移居台灣，發展出有別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商品化農業經營」，主要是輸出大米和蔗糖來交換華南一帶的手工工業產品。
移居來台的漢人除了為了爭奪耕地而經常與世居島上的原住民族產生衝突之外，在泉漳之間、閩客之間也長期為了爭奪土地、水源和貿易利益而時有爭鬥。這場歷經康、雍、乾、嘉慶、道光、咸豐數代，導致在200年間台灣人口沒有任何自然增長的「分類械鬥」，一直要到1860年天津條約向西方國家開放通商口岸，台灣的政治經濟中樞從以米糖生產為主的嘉南平原，轉移到以茶葉、樟腦等非糧食作物為主的北部丘陵地時，才在客家人種茶、漳州人掌握製茶技術和運輸、泉州人控制貿易的經濟前提下，嘎然而止。

「分類械鬥」的歷史說明了台灣族群問題的經濟本質，文化衝突只是它的表現形式。民進黨長期操弄族群意識來累積政治資本，為了抓緊在住民中佔有70％人口的福佬族裔作為後盾，有意識的將族群意識本質化，刻意的在閩客之間、1949年來臺的各省籍同胞和所謂的「本省籍」住民之間，劃下一道道歷史與文化的鴻溝。一但表現在這種文化衝突背後的經濟矛盾因為外部條件的變化而轉移，意識形態就會喪失其內容的規定性，逐漸「空名化」而喪失其社會動力，甚至異化為一種宗教式的信仰，反過頭來制約了自身的發展。晚進民進黨動輒以「愛台灣」這個空名來檢驗黨內外對手，並受制於少數台獨基本教義派的事實，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三、民進黨是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的歷史產物

台灣歷史上另一次大規模的移民以及隨之而來的族群問題，既是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的結果，也是民進黨藉以崛起的歷史前提。

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為了鞏固政權，蔣介石一方面利用內戰和冷戰的契機，全面肅清島內左翼愛國主義力量；一方面接受美援機構的擘畫與挹助，通過贖買政策實施「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成功既解除了台灣地主階級的封建勢力，也消滅了台共在農村發展的社會基礎，更創造了六○年代台灣工業化的歷史前提——大量保守、分散、可供剝削的小農階級。喪失封建利益的地主階級，一部份人在國府的壓力下，通過贖買政策接手台灣水泥、農林、工礦、紙業等公司股票轉型成為產業資本家；一部份人選擇流亡海外，聯合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直接（如廖文毅、辜寬敏）或間接（如林獻堂等人）的投入台獨建國運動，成為島外反蔣勢力的濫觴。

五○年代國民黨當局透過「肥料換穀」、「隨田徵賦」，以農村破產為代價實現了「以農業扶持工業」的經濟戰略。六○年代初期，國府在進口替代的基礎上，進一步引進外國資本，推動出口導向工業化，將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擠壓到「加工出口區」。台灣正式整合進入美、日國際分工體系，形成美（技術）日（中間原料）臺（加工出口）三邊貿易結構。由於國民黨當局為了安置1949年來台的180萬各省籍軍民同胞，長期把持黨、政、軍、特、教育、文化等各個部門職務，阻斷了喪失土地利益的省籍菁英的就業渠道，加上流離到都市的破產小農子弟，只能在工業部門從事底層勞動或在都市邊緣自雇營生。部份地主階級的知識菁英利用台灣人民對省籍差別待遇的不滿，開始投入地方選舉，開啟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序幕。活躍於「鄉紳問政」時期的省籍菁英（如郭雨新、許世賢、李萬居、郭國基、吳三連等人），雖然大多出身於地主階級，但是為了號召破產小農的支持並未主張地主階級的特殊利益，反而結合親美反共的大陸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雷震等人），以「地方自治法制化」和「捍衛結社權」為名推動組黨運動，成為白色恐怖之後島內反蔣勢力的開端，也確立了台灣黨外民主運動親美反共的基本性格。

這場以「自由中國事件」告終的組黨運動，雖然因為社會基礎尚未成熟而慘遭國府壓制，但是省籍菁英在議會問政時期的批判力，以及主掌地方政權時期的「清廉勤政」形象，卻成為七○年代繼之而起的「黨外民主運動」的歷史資產。同時，濳藏在地主階級思想上的「皇民化」遺緒，也因為國民黨政權的軍事高壓、官僚腐敗和省籍差別待遇，而得以假借「民主化、法治化和本土化」之名來借屍還魂，提供了日後島內外兩股反蔣勢力合流成為台獨運動的契機。

七○年代，美國政府在美元匯兌危機中被迫改變東亞戰略，緩解了對中國的圍堵。如果說1991年蘇聯解體和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出現，標誌著東西冷戰體制正式退出歷史舞台。那麼，1971年美國宣布放棄黃金／美元兌換機制，就是在反共堡壘上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在尼克森「以對話代替對抗」的和解政策的主導下，從「中日建交」、「台灣退出聯合國」到「中美建交」，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在在挑戰了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部份留學美國的地主階級子弟，一方面基於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一方面對於國民黨的統治喪失信心，從而在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勵下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主席蔡同榮），以所謂「臺地位未定論」為口實，主張通過「公民投票」的手段來實現台獨，並與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0年成立，主席辜寬敏）、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1964年成立）和歐洲台灣獨立聯盟（1967年成立）等海外組織合流成立「台灣獨立聯盟」，成為海外勢力最大的台獨團體。

面對這種內外交逼的政治形勢，銳意革新的蔣經國在蔣介石去世之後，一方面通過十大建設來實現「重化工業化」(第二次進口替代)，將台灣的產業結構改造成一個由一次加工（國營壟斷）、二次加工（民營壟斷）和最底層、數量也最龐大的加工出口產業（中小企業）所共同組成的「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產業體系；另一方面推動行政革新並啟用台籍菁英，試圖以「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基本政策來延續其政權的合法基礎。但是，由於台灣石化、鋼鐵工業先天上存在著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產業特性，位居金字塔上端的一次加工和二次加工產業又享有壟斷利潤。因此作為台灣出口大宗，在量上又佔台灣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小企業（多為台籍），既要滿足上游工業的壟斷利潤，又要獨自承擔國際市場的價格風險，便日漸匯流成為一股反對黨國資本、反對壟斷事業的社會力量。七○年代中期後，以「美麗島集團」為代表的黨外民主運動，正是代表台籍中小企業的利益，結合都市中間階層日漸升起的民主化要求而展開的一場「資產階級奪權運動」。這一場奪權運動在1980年高雄事件之後，非但沒有偃旗息鼓，反而在民營企業集團的挹助下，不但成功的迫使國民黨當局解除軍事戒嚴實施民主選舉，更在2000年利用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分裂的契機取得政權。

綜觀這場「資產階級奪權運動」成功的原因：

首先，民進黨奪得了在意識形態戰場上的詮釋權。民進黨繼承了鄉紳問政時期「台人執政、清廉勤政」的歷史形象，利用國民黨執政的省籍差別待遇，將成形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心懷祖國、關愛鄉土的「台灣意識」，轉換為要求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灣人意識」（說穿了就是福佬沙文主義），再以「歷史的悲情」為口實，將這種省籍情結轉化為「本土政權」與「外來政權」對決的「台獨意識」，巧妙的奪取了「本土意識」的詮釋權。正是因為掌握了這種「本土化」的詮釋權，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都可以輕易的被化約為「外來統治集團」把持政權的結果。因此，只要喊上兩句「愛台灣」就能夠號召出都市中間階層和工農群眾的支持。

其次，民進黨取得了台灣資產階級這個物質基礎。八○年代中期，台灣中小企業在台幣升值和自由貿易的壓力下大舉轉移到中國大陸，代表中小企業利益，具有濃厚反壟斷情緒的「美麗島集團」日漸喪失其經濟基礎。長期享有壟斷利益而日漸坐大的民營企業集團，一方面既是在國民黨的羽翼的保護下才得以發展；一方面在金融管制和黨國資本壟斷的雙重限制下，迅速積累起來的鉅額資本卻也苦無出路。因此，這些民營企業主表面上維持著對國民黨政權的拳拳服膺，暗地裡卻開始資助「美麗島辯護律師團」的個別成員，並將之扶持成為反對運動的政治明星。同時，民營企業集團利用中小企業出走，美麗島世代衰微的契機，全力扶持「美麗島辯護律師團」奪取民進黨的領導權，再以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上的代表，利用美國霸權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推動新自由經濟的大氣候，以「民營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為口實來挑戰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藉以染指一級產業（如輕油煉解和煉鋼廠）、金融服務業和航空運輸業等經濟戰略的管制高地。

正是上述的這兩個因素的統一，成功的在2000年將陳水扁推上台灣領導人大位，也讓本土資產階級正式登上歷史舞台；也正是因為上述兩個因素的矛盾，才讓民進黨政權在2008年大選中潰不成軍而黯然下台。
（未完待續）

十三、漢藏對立的歷史因素

　　西藏現階段的諸多問題都有極為複雜的客觀因素，我們不能把過錯完全推到西藏分裂份子、英國人、俄國人、美國人和印度人身上，過去的漢人和滿人在西藏問題上犯過無法彌補的大錯。前文說過，我們不能否認，在今天的西藏仍有種族、宗教和文化的對立，在一小部份藏人的心中仍有某種程度的「仇漢」、「敵漢」情緒。這種情況有它一定的歷史因素。

　　從遠古說，漢人早於幾千年前就已染上「大漢族主義」的病症。我們只從一些漢字的結構就可以看得出來。稱呼邊疆非漢族民族，漢語裏使用：犬戎、匈奴、玁狁、獯鬻、獏猺、犵狫、猺、胡虜、猓玀、蠻夷、番民等這樣的名稱。這些漢字沒有一個是不帶侮辱性的，自然也顯示了漢人的種族自大狂。現在這些稱呼都已棄置不用（可能是漢人的天良發現），但漢人的種族優越感並沒有完全消除。在這種情形下，讓境內的少數民族和漢人之間消除隔閡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幾千年來，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中，種族對立一直是存在的。漢族所建立的政權以及入主中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在統治力量穩固以後，都發展出強烈的民族自大狂，把統治階級和被統治的民族階級對立起來。在一些歷史階段中，作為統治階級的少數民族和被統治的漢族結合起來，以抵制其他被統治的少數民族。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滿清王朝。

　　滿人入主中國以後，大量使用漢人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力量，但不久就為強大的漢文化所征服，也染上了漢人幾千年來流傳下來的民族優越感，視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為「夷狄」，為「賤民」，為「蠻人」。在這種認識下，無可避免地出現了種族歧視，種族迫害，戰爭，甚至屠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屢次在現在的雲貴、四川、青海、西藏和新疆用兵，用武力征服了邊疆少數民族的叛亂，以鞏固政權的安全。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這種武力征服也許是必要的，但每次用兵都不能避免屠殺。雍正九年在雲貴用兵，一次殺死苗人四萬多人。乾隆一朝屢次在西南西北「平亂」，在新疆平回亂時的殺人數字更是驚人的。清末，封疆大臣，如西北的左宗棠，西南的趙爾豐等人，都給清廷立過蓋世之功，但他們在軍事行動中使用殘酷手段鎮壓回人、藏人和苗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趙爾豐做過川滇邊務大臣和駐藏大臣，一心推行「以夏變夷」，在執行「改土歸流」政策時，竟有拆毀寺院、詆毀宗教和殘害喇嘛的種種荒謬措施，給西南地區的藏人和苗人等帶來莫大災害。趙於一九○九年率川軍入藏都有屠殺和迫害宗教的記錄。民國年間的軍閥混戰時期，四川地方軍閥和川西藏族發生過多次大小戰爭，也都有過大規模的殺害、搶劫和放火種種惡行，給西藏人留下很深的仇恨心理，所以，今天漢族在西藏所面臨的問題，有些還是歷史上留下來的惡果。

　　一九五○年以後，中國在少數民族政策上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前，就已根據「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制訂了他們的少數民族政策，是孫中山以後第一個倡導這樣主張的。在對國內少數民族的認識上，基本上是擺脫了過去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惡劣作風。四十年來，也一直認真地執行「扶助少數民族」的決定。中央為了滿足邊疆民族的需要，扶助他們擺脫貧窮和彌補種族之間的創傷，在新疆、西藏和內蒙等地區投注了十分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從事這些地區的物質建設，促進繁榮，來爭取少數民族對漢族的信賴，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四十年來，中國中央在西藏各項投資的總值已經超過了二百億人民幣，等於是建造五個葛洲壩的費用。我們不禁覺得，這又未免失之於太偏。這些物質上的重大進展，自然也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種族之間的對立，使藏族人民對漢人有了不同於往昔的認識，減少了許多種族之間的誤解，是可喜的現象，這應該說是中共執行新少數民族政策的成功。過去的國民黨政權本來也想在少數民族的問題上有所作為的，可惜他們政權本身一直沒有穩固下來，自顧還嫌不暇，那裏有能力在這問題上有什麼表現。

　　但是，物質進步並未能完全化解漢藏之間的對立關係。目前存在的一個障礙是宗教問題。這宗教問題也正是流亡的達賴喇嘛所使用的一項得心應手的無二法寶。

　　喇嘛教是公元十世紀晚期在西藏衍化出來的一個佛教支派，盛行於西藏已有一千年的歷史。像其他宗教一樣，佛教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它的興起、發達和沒落，都有一定的客觀歷史因素。佛教在西藏維持一千餘年而不衰是和西藏的地理條件和社會經濟制度有連帶關係，和西藏的政教合一和寺院制度有著相因相成的關係，甚至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元明清三朝的統治者都能很巧妙地利用了西藏的佛教勢力，通過這種宗教力量，達成了他們的統治目的。在做法上最重要的是賦與喇嘛階級種種法定的特權，造成喇嘛的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有了這樣的權力代理人，王朝的統治者就可以鞏固了他們的統治地位。

　　幾千年來西藏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這種隔絕也維繫了歷久不衰的專制封建社會和喇嘛教唯我獨尊的地位，使其他宗教無法進入西藏。早在十七世紀之初，少數葡萄牙天主教教士就已越過喜馬拉雅山到達西藏進行傳教工作，這些早期來亞洲的傳教士並不具明顯的帝國主義侵略色彩，但都不免帶有歐洲白人慣有的優越感。葡萄牙人在西藏毫無所獲，只好取原路而歸，後來基督教傳教士也做過同樣的嘗試，但也絲毫沒有成績，足以說明喇嘛教在西藏的強大勢力。西藏人的宗教熱忱也是目前漢藏對立的一個障礙。

　　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建國後，始終強調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憲法上有明文規定。一九五一年達成的十七點協議也強調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保護寺院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措施。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宗教沒有受到鼓勵是事實。唯物主義中的無神論使教徒們對它存有戒心甚至敵意，這種敵意很容易被人操縱而成為一股強大的反共力量。西藏於一九五一年解放時，中國中央政府所面臨的正是這種情勢。我們不難推想到，在解放前後，一些西藏上層統治份子和佛教徒對共產中國懷有恐懼，擔心他們的喇嘛教會隨著解放軍的到來而告瓦解。這種群眾心理後來被離心份子所利用，直接和間接地導致了後來的西藏暴動。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後，北京當局不再有任何顧慮，開始在西藏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改革。他們沒有食言，宗教得到了更明確的保障，但喇嘛階級和貴族階級所享受一千年的特權都被剝削了，這自然又促成了特權階級的不滿，一直在暗中和流亡的達賴集團有所勾結。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改革措施都進行得很順利，但後來不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西藏的文革派犯了種種反宗教罪行，搗毀寺院、驅逐僧侶、強迫僧尼還俗等滔天大罪，把十幾年來辛辛苦苦培養起來的漢藏種族感情一下子都摧毀了。罪行所造成的惡果是無法估計的，但也竟給流亡的達賴喇嘛在海外增加了他的影響力，給他平添了一筆意外的政治資本。

　　文革結束後，一切又再從頭做起。收拾殘破局面並非一樁易舉，但十五年來有了可喜的收穫，一方面是因為西藏近年來在物質方面取得的重大進步，一方面因為漢藏人民之間建立了較好的合作關係，西藏人民在改善他們自己命運的工作上表顯出令人振奮的積極性，不再是四十年前一切都要聽從漢人的指示才能做事的倚賴局面。

　　從現階段西藏的局勢來看，西藏境內漢藏攜手合作的前途是明朗的。非但元清兩大帝國在西藏的鐵腕作風早已不存，達賴逃亡前後那種劍拔弩張的種族對立也逐漸消失了。人和人的友善關係是建築在互相瞭解上，種族之間又何嘗不是？

　　目前西藏物質條件的進展和日益緩和的漢藏種族關係，都直接間接影響到達賴流亡集團在海外的生存空間。他也深知，喊西藏獨立只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一些爭取同情和支援作用，不這樣做，這個集團就失去了值得同情的立場，但在西藏境內，這樣的口號已經不具意義。過去十年中，種種跡象顯示，達賴集團在他們和北京當局的秘密談判中已經放棄獨立的要求而提出「民族自決」的要求。據一份資料說，達賴喇嘛曾於一九八二年四月派了他的三個高級幕僚前往北京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等高級領導階層會談，要求給予西藏自治應以「台灣模式」為基礎，所謂「台灣模式」可能是指「葉九條」而言。談判顯然沒有達成雙方滿意的結果。
𠕇
　　幻想有時候會幫我們認識事實。讓我們再假想西藏明天就要「獨立」，達賴喇嘛又回到拉薩南面而王。我們倒要知道，這個「西藏獨立國」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二次大戰後，受戰爭的影響，民族主義迅速抬頭，戰前的許多殖民地都紛紛獨立。東歐也出現了新的政治組合。隨著戰後新形勢的演變，這些新興國家都納入了兩種類型，一種是依附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種是依附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東歐出現的蘇聯模式國家是戰爭的直接產物，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亞非洲的新獨立國大部份都是美國的附庸，少數的是蘇聯的附庸。嚴格地說，這種獨立只是一種假象，是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一種獨立。

　　二次大戰前，非洲和亞洲的大部份地區都在舊殖民主義國家的槍桿子控制之下達數百年。殖民者是只取不與，長期統治之下，完全沒有發展殖民地的基本經濟建設、教育和生產技術。極度貧困和落後是所有殖民地的一個普通現象，獨立後和獨立前完全一樣，仍然窮得一無所有，又加上國內的種族、地域和宗教糾紛，新興的統治集團只有投靠新殖民主義國家才能鞏固他們的政權。新殖民主義國家不同於舊殖民主義者，他們主要使用經濟和政治手段，不用軍事佔領的方式。和新獨立國的統治階層或軍人取得合作，用行賄、政變或經濟援助為餌，把新國家的統治階級控制在手，但經濟技術援助或軍事援助都不是無條件的，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攫取資源和原料，給他們的農工產品擴展市場。因此受援國家的人民大部份不是受惠者，而是受害者。受惠者是他們自己和獨立國的統治階級。一位菲律賓的富商於戰後異想天開，集資設廠，製造菲律賓第一個國產牙膏，結果是賠了一百萬美元而關門大吉，因為無法和美國的Colgate競爭。如果沒有新殖民主義國家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插足在內，沒有美蘇四十年的冷戰，今天亞非洲許多新獨立國的貧窮、落後、饑饉、災疫和內戰可能都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不會有今天這樣嚴重。

　　西藏「獨立」後自然是一番新氣象。美「藏」之間的政治結合自然也更密切。首先簽訂的是「美藏互不侵犯條約」，跟著來的是「美藏協防條約」，「美藏軍事合作援助條約」。後來又簽了「美藏農貿協定」，「美藏關稅協定」，「美藏文化教育交換協定」等等一大堆條約和協定。緊接著拉薩成立了「協防司令部」，「美國軍事援藏顧問團」和「美藏經濟開發合作總署」。按照協防條約的規定，西藏境內闢了美國空軍基地和飛彈基地，彈頭自然都是指向北京和西伯利亞的。隨著商務的擴展，西藏的羊毛和礦砂大量銷往美國，美國的可口可樂和Colgate牙膏也都成了西藏家庭必備的商品。「西藏獨立國」自然也要選送成千的西藏青年到美國去留學，學成回國以後都在政府中擔任了要職。過些年，回來的人多了，政府從總統以下的中上級骨幹份子清一色是留美派。那時候，有人再想在西藏鼓動反美，就如同是癡人說夢一般。但在這些新氣象中，存在了一千年的「偉大農奴制度」不但沒有受到破壞，反而更加鞏固起來。

　如果我們看看戰後獨立的菲律賓和外蒙，就知道這裏所形容的「西藏獨立國」並非都是出於幻想。

十四、今日西藏

　　自一九五九年上層統治集團暴動以後，西藏進入一個新的紀元。事情既已發展為公開的武裝對抗，中共中央在西藏也就不再畏前顧後，完全可以放手去做，大力展開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各項改革工作。這又不能不感謝達賴喇嘛和叛亂份子，若是沒有一九五九年的武裝暴亂，西藏的改革工作可能還要推遲一個很長時期，也可能出現某些更複雜的國際因素，使北京當局很難順利地完成他們解放西藏的使命。

　　西藏改革的最終目標，在消極方面是廢除政教合一，廢除農奴制度，廢除采邑封地制度和改革寺院制度等幾個大項；在積極方面是進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再分配，改進農牧業技術，推動農牧民的生產主動力，計劃和實施農工業的基本建設等項，配合政治改革，使西藏人民早日脫離貧窮。

　　改革開始時也遇到了不少和不小的困難，未參加叛亂的三大地主階級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特權，消極地抵制改革，一部份農牧奴們習慣於他們長期被剝削被壓迫的社會身份，對改革不具很大的積極性。當時的西藏領導階層，西藏自治籌備委員會，為了加速改革，發動了帶群眾運動性的「三反雙減」運動，作為改革的第一個步驟。三反就是反叛亂，反奴役和反烏拉，不同於五十年代初期在內地所發動的「三反運動」，雙減就是減租減息。曾經參與五九年暴亂的寺院貴族地主階級，其土地財產一律沒收，重新分配給耕種者和放牧者，叛亂地主的高利貸一律取消，在未參與暴亂的地主的土地上實施二八減租。對牧民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這些都是過渡性的措施，到了一九六二年，全西藏就已基本上完成土地再分配的任務，寫下了西藏有史以來第一次農牧民大翻身的歷史新頁，宣告了三大領主階級的死亡。改革在前三年中已有了可喜的成果。西藏的糧食產量從一九五八年的三億○六十五萬公斤增加到一九六○年的四億一千一百萬公斤。到了三十年後的一九九○年，西藏全區的糧產增到十一億一千萬公斤，是一九五八年的三‧六倍，每人每年可有約五百五十公斤的主食糧。西藏已經脫離了貧窮，漸漸從小康走向富足，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身居海外的分裂份子們和少數與他們同伙的無知白人，他們若有良知的話，還有什麼理由否定這樣的農牧民大解放？

　　西藏的改革措施並非一直在順利中進行，中間也經過了許多波折。十年的文革浩劫期間，由於群眾的情緒低落和可怕的政治壓力，改革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農工業生產都搞不下去。文革結束後的兩三年才又重新做起，收拾殘局，十幾年來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使西藏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解放前，西藏只有幾所為少數貴族子弟設立的學校和英國教會的學校，沒有一所國民學校，到今天，西藏有了二千三百多所小學，八十多所中學，十四所中等專業學校，四所學院和一所大學，各級在校學生人數是十七萬五千人，文盲率從解放前人口率的百分之九十下降到一九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四。解放前西藏完全沒有醫療設施，醫院、診所和病床都是沒有聽說過的東西，到一九九○年，有了九百七十個醫院和醫療所，病床五千張。解放前沒有一條可以叫做公路的路，也沒有一條路可以行駛有輪子的運輸工具，一九九○年西藏有兩萬一千七百公里的公路。解放前西藏人的平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到一九九○年增長到六十五歲，是生活上獲得了改善的最好證明。西藏的工業也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四十年中，水力火力發電量從零增長到三億一千萬千瓦。目前的工業發展是多方面的，主要項目有紡織，採冶，電力，水力，地熱應用，造紙，釀酒，食品加工，民族手工業等多種項目，己經發展了二百六十種以上的企業。

　　這裏需要聲明一下，我一向反對用統計數字說明什麼，但為了報導事實，我引用了上面的一些數字。這些數字根據不同的來源，官方所發表的數字，使用時也都和西方所提供的資料進行過對照和比較，可信度是不容懷疑的。

　　四十年來，西藏經歷了山崩地裂的大變化，西藏人衝出了專制封建的牢籠，粉碎了奴隸的鎖枷，漸漸走上了充滿希望的坦途，開始創造可喜的局面，希望那些在海外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們，也掏出他們的良心來面對這樣的現實吧。（全文完）𠕇見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香港遠東經濟評論。

十、一個謊言

　　達賴喇嘛自傳的正書名是(流亡中的自由) (Freedom in Exile)，副書名是(西藏達賴喇嘛自傳)，用英文撰寫，一九九○年由英國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公司出版。全書分為十五章，用第一人稱敘述他自己從出生到五十五歲的親身經歷，和他自己對人生、政治、宗教和哲學的認識和批評。文字平易流暢，是有趣味而可讀性又高的一本傳記文學著作，在目前以西藏為主題的西方對華冷戰中，這本長達三百頁有爆炸性的自傳成為一本世界暢銷書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在一些西方人的心目中，達賴喇嘛是一個活神，是「失去王座的君王」，是「受迫害者」。不問是否符合事實，這三個頭銜多年來已是流亡的達賴喇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本。再加上他那一套美麗動聽的說詞，和他在國際友人策劃下進行的全球反華活動，使一些天真的西方人對他都十分傾慕，十分心折。這些都使他的自傳成為一本很賣錢的書。但賣錢並非他的主要目的，他在書中用了很巧妙的手法，瞞過一些對西藏有歪曲認識或一無所知的白種人，是這本書的最大成就，達賴本人也自然是很引以為榮。

　　知道一些歷史的人看了達賴喇嘛在他自傳中所表演的戲法，都不難看出他的漏洞來。總起來說，一方面他在書中隱瞞許多事實，另一方面又歪曲了許多事實。歪曲事實等於是說謊，說謊是無法原諒的。

　　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後，多年來在他的演講中、記者招待會中和自傳中，都口口聲聲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在政治上，和中國有過密切往來，但並非主從關係，自然從未隸屬於中國的版圖之內。在他這個認識下，中國中央政府歷代歷次派軍入藏都變成了無可饒恕的「武裝侵略」。一九五一年解放軍根據十七點協定進入西藏自然也是如此。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今天的西藏就是唐朝時立國的吐藩王朝。王朝創建者松贊幹佈於公元六四一年請求和唐室聯姻，娶唐朝宗女文成公主為妻。後來於公元七一○年唐朝和吐蕃王朝二次聯姻，唐宗女金城公主嫁給當時的吐蕃王赤德祖贊。這期間，漢藏兩族人民已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有了逐漸密切的聯繫。在唐朝的近三百年中，唐蕃會盟一共有過幾次，最早的一次是七○六年的神龍會盟，最後一次是八二二年的長慶會盟。長慶會盟碑至今仍保存於拉薩大昭寺前的石階旁。盟文中有「社稷山川如一，煙塵不揚，各安本土，互不侵擾」的話，是歷史上有名的「唐蕃舅甥和盟碑」，但這種會盟並不代表唐室和吐蕃王朝在政治上有主從關係，只是古代的一種「兩國友好互不侵犯條約」。有人把唐蕃聯姻和會盟解釋為唐時西藏已入中國版圖，這是很牽強的說法。宋王朝在武功上遠不及唐代盛時，只能和吐蕃王朝崩潰後的西藏各個封建地方政權維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今天的西藏真正隸屬於中國版圖是元朝建立前後開始的。成吉斯汗於一二三九年指派皇子闊端牽軍入藏，此後西藏就併入了元朝大帝國的領土之內。一二六○年和一二六九年，忽必烈兩次封喇嘛教薩迦派領袖八思巴為「國師」、「大元帝師」和「大寶法王」等封號，並指令把西藏全境交付給八思巴替元世祖治理。這位八思巴就是以設計「八思巴字母」蒙文新字而名滿中外的元代語言學家，他的字母在後來漢藏語言學上佔重要的地位。

　　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宣政院，處理境內少數民族事務，宣政院之下設有一些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其中的三個是專司吐蕃事務的。朝廷規定各藏區人民均須向朝廷納稅和服徭役。明朝時也設立了西安行都指揮使，下設烏斯藏都司（轄今之西藏），和朵甘都司（轄今之青海和四川西部）。明朝歷代皇帝封西藏政教領袖封賜最多，主要是籠絡他們，使他們聽從明朝的管轄。明太祖於一三七二年封西藏噶舉派第二任領袖甲央為西藏法王，令其統治西藏。此後，歷代法王均由明室正式加封。藏族政教領袖對明帝的封號也非常重視，有了這樣的封號就可以鞏固他們在西藏的統治地位。十五世紀中，從西藏前往北京朝覲討封的絡繹不絕於途，每年有三四千人之多。明朝使用懷柔政策，未在西藏用兵。

　　清朝初年，在北京的清王朝取得了他們在西藏的更加鞏固的統治地位。中央政府中設立了理藩院，相當於今天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或蒙藏委員會。直接治理西藏的是駐藏大臣衙門，地位和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同等，代表朝廷總理西藏一切政務。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經幾次在西藏用兵，其中的一次是一七一九年清軍入藏驅逐侵藏的蒙古准噶爾部，另一次是一七九一年進兵日喀則擊敗尼泊爾的廓爾喀入侵部隊。這兩次用兵都是應西藏地方政府的請求。在遇有外國武力入侵時，西藏照例向北京要求出兵保護，這已是主從關係的明證。不幸的是，清朝末年國力一蹶不振，英帝國主義者於一八八八年和一九○四年先後兩次武力侵藏，沒落的清王朝自己已經岌岌不保，完全失去了援藏的能力。西藏人民只好派軍奮戰，使用火繩槍、大砍刀、弓彈和拋石器和手持洋槍洋砲入侵的英國遠征軍交戰。藏人在武器窳劣的條件下，兩次都作了持久的保衛戰，尤其是一八八八年的隆吐山戰役，藏軍英勇奮戰，堅持了五個月才告結束，戰死有四五千人，但英國也遭到很大的傷亡。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對兩次英國入侵，血腥屠殺，隻字未提，這又是為了什麼呢？後來於一九一四年，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們在錫姆拉會議桌上大聲疾呼，為西藏人爭自治，爭獨立，他們如何可以忘記兩次血洗西藏的可恥罪行？

　　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國國內發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這時候，達賴喇嘛十三世正流亡於印度，同年十二月在英國的印度總督的煽惑下，單方面宣佈西藏獨立，在英國軍隊的保護中返回西藏，駐藏清軍被迫解除武裝。這是西藏第一次上演「獨立」鬧劇，是屬於低姿態的一齣戲，沒有大張旗鼓，至少是沒有像一九三二年「滿州國」那一齣那麼有聲有色。

　　一九一二年，在北京的袁世凱大總統宣佈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下令給四川督軍尹昌衝率軍入藏，討伐西藏獨立份子。英國人聽到了，便立刻派英軍三千人從印度經江孜進入西藏，又經由英國在北京的公使館向中國政府提出照會，抗議中國派軍「侵略」西藏。實際上中國軍隊還剛進入西藏境內，英國的三千人早已抵達拉薩。袁世凱在強敵壓境下也只好罷兵。此後的幾十年，中國本土一直陷於重重的內憂外患之中，和西藏地方政權之間只能維持了不即不離的曖昧關係。一九二四年，達賴十三在英國人的慫恿下挑起他和班禪九世之間的權力鬥爭，班禪無法立足，還是跑到北京去求援，北京那時正在軍閥混戰時期，那裡有能力幫他恢復他在藏的權利？只能讓他留在北京過流亡生活。

　　一九四六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臨時國民大會，制訂中華民國憲法，西藏代表是參與其事的，但在大會表決憲法時，西藏代表又藉故不出席，表示西藏是否是中國領土尚有待商酌。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會中，達賴十四世和班禪十世自始至終都是出席的，在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時，他們也都投了同意票。事後，達賴還幾次發表熱情洋溢的談話，表示回藏以後要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一九五九年逃亡到印度後，這些話當然也都一筆勾消了。但，無論如何，都無奈於西藏隸屬中國版圖的事實，因為那是從一二六八年元朝立國時就已確定了。一九五四年，達賴和班禪在人大中參與制憲，投同意票，也是對國家機體的一種嚴肅承諾，不是逃到印度後矢口否認就可以了事的。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和夏威夷是美國領土並無兩樣。夏威夷於一八八二年以前仍是一個由波裡尼西亞人建立的王國，有他們自己的女王。美國用了不光榮的政治軍事手段推翻了這個王朝，把夏威夷據為已有，但儘管如此，今天如果夏威夷土著片面宣佈脫離美國而獨立，也是美國憲法所不允許的。

　　英國執行舊殖民主義政策時期，曾經就西藏歸屬問題和中國糾纏了近一百年，但從未說過西藏曾是獨立國。在一九一四年那臭名昭著的西姆拉會議上，英國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但仍承認中國在西藏有「宗主權」。十九世紀末，英俄帝國主義者勢力伸向中亞，發生利害衝突，一九○七年的英俄條約上也承認中國在西藏有「宗主權」，並同意有關西藏問題直接向中國政府交涉。中國自然不承認宗主權的立場，但最少表示列強沒有承認西藏是獨立國。最近的三十幾年，美國為了反華，也只在「西藏人權」的問題上糾纏，未曾公開主張西藏應該獨立。自一九七八年起，美國國務院曾經多次直接間接申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一九八八年十月，國務卿舒爾茲在國會作證時說，美國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

　　近幾年來，美國眾議院以派爾為首的幾個民主黨議員，對西藏的獨立運動十分熱心，在國際上為達賴的「獨立」主張大事奔走，促成了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達賴到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作證，發表演說，提出了他那很得意的「五點計劃」。在實質上，這個「五點」還是沒離開「西藏獨立」的基本立場，只是沒有使用「獨立」的字眼罷了。事情竟有這樣湊巧，「五點」發表後的七天，也就是當年的九月二十七日，拉薩發生了規模不小的喇嘛暴動，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日在拉薩又發生同樣的示威暴動。幾次暴動中都有傷亡、放火、搶劫、逮捕的事情發生。這自然在西方又構成中國在西藏「踐踏人權」的「真贓實據」。但搶劫和放火的都是暴動份子，死傷的有一部份是藏族的治安人員。我們不能否定今天的西藏仍有「仇漢」、「反漢」的情緒存在，但是如果沒有來自喜瑪拉雅山南麓的流亡份子前來煽動和導演，遊行和暴動就鬧不起來。在西藏本土上鬧事，而且有傷亡，可以給流亡的達賴集團增加不小的聲勢，鞏固他們在海外的流亡地位。雖然是要花費一些成本，甚至犧牲一些天真的藏族同胞，對他們來說還是很有收穫。

　　今年五月初達賴喇嘛和他的高級幕僚又到澳洲作第二次訪問。這是他最近配合美國友人發動的最新對華冷戰活動的一個環節。在澳洲的兩週期間，他一再聲明他是作文化宗教訪問，但在每一城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和公開演講中，都沒有離開政治這個課題，而且一有機會就強調「西藏獨立國覆亡」的說法。在一些白種人的心目中，他在佛教（應該說喇嘛教）中的領袖地位和羅馬教宗在天教中一樣，一般人自然不會懷疑到他的誠懇，他也正好利用某些白人對他的尊敬而暢所欲言，不必計較說的是否都符合事實。

　　他在西方國家的訪問，對他來說，每次都很成功，賺取了不少的同情和支援，但也暴露了西方社會多數人的「政治無知」，和少數人以反華為主，以反共為副的種族和政治偏見。

十一、西藏大帝國狂想曲

　　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附了兩張使我們大開眼界的地圖，一張是亞洲大陸圖，圖中顯示西藏在亞洲的位置，另一張是西藏全圖。仔細看去，達賴喇嘛繪製的西藏圖竟比一般見於中外地圖集中的西藏大了許多，約為原來西藏的兩倍半到三倍。對照之下，不難看出「西藏大帝國」是怎樣膨脹起來的。

　　在這張地圖上，原來青海省的全部，以及甘肅省的西北部和內蒙自治區的西部都納入了西藏的版圖，這樣一來，西藏在西北就和外蒙古毗鄰而居，蘭州也變成了和西藏接壤的邊疆都市。在東部，今天四川省大金川以西地區和雲南省的西北地區（包括大金川和金沙江交匯處以西，現在的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寧蒗彝族自治縣和中緬邊境高黎貢山以東地區）也都在達賴的地圖上歸入了西藏。另外一個值得注目的是西藏的東南和印度在歷史上有爭議的邊境，在他的地圖上都按著那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把原來應該隸屬西藏的土地一律劃歸給印度。這真是一張別開生面的新地圖，我們不得不慎重研究一下。

在歷史上，今天青海省的大部份就是王莽時代的西海郡，在唐初屬羌族的吐谷渾國。公元六六三年，吐谷渾為來自今天西藏的吐蕃國所滅。公元六七○年，吐蕃國出兵攻西域四郡（龜茲、于闐、焉耆和疏勒），唐高宗用薛仁貴為帥，率兵十餘萬人與吐蕃軍戰於今天青海共和縣一帶，唐軍敗績，只好罷兵講和。自此以後吐蕃國就把吐谷渾的舊地納入了他們的版圖之內，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大部份。從唐初至元朝立國的六百多年中，今之青海地區的隸屬因政治和軍事的演變而有過多次變化，並非都在舊吐蕃國的統治之下。元朝建國後把今天的青海、西藏和四川成都以西地區劃作一個行政單位，叫做宣政院轄地，但今天的西藏和今天的青海及四川西部分別屬於不同的宣慰司，在建制上，宣慰司都是平行的，彼此並無隸屬關係，而且都由宣政院直接統轄。達賴喇嘛所繪製的「西藏大帝國」地圖自然也是參考了這些史料，不過又加以歪曲罷了。實際的情況是自元代始，藏族的主體就從北從東退居到今天的西藏境內，留在青海和四川等地區的藏族，在近八百年的種族人口遷移的多種變化中，變成了一個絕對少數。

從近幾百年的人文地理上看，我們也絲亳沒有理由支援青海和四川大金川以西都是西藏土地的主張。下面我們用中國於一九八二的人口普查資料作一個說明：

　　一九八二年的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字顯示，青海全省總人口為三百八十五萬九千六百九十五人，漢族人口為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九百○九人，佔全青海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藏族人口為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七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九‧三五，其他包括回、蒙、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人口為七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九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九‧三三，幾乎和藏族相等。由此可知，藏族在青海的人口尚不到五分之一。

　　四川省的全人口是九千九百七十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六人，漢族人口為九千六百○五萬一千七百一十六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六‧三，彝族人口為一百五十二萬六千七百○七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一‧五三；藏族人口是九十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八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二，少於百分之一，而還在彝族之後，更是一個少數。在這種情形下，達賴喇嘛所繪製的「西藏大帝國」的地圖就變成一種遐想，我們姑且稱之為「西藏大帝國狂想曲」的前奏曲吧。

　　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又提供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到一九八二年，居住於西藏自治區境內的藏族人口是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六百人，而居住於西藏境外（青海，四川，甘肅等地）是二百○七萬五千四百五十四人，兩相比較，西藏境外的藏人超過西藏境內藏族人口達三十一萬多人。

　　讓我們假定，明天就讓西藏「獨立」，讓達賴喇嘛回藏恢復他的喇嘛王朝，那這住在西藏境外的二百零七萬藏人究該如何處理呢？若按達賴的構想，青海和四川西部等地都在西藏的版圖之內，這問題就不會發生，但青海和四川西部等地歸屬了西藏，這些地區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又該如何處理呢？是不是都要移入內地或其他地區呢？還是留在原地做達賴的順民？若按目前的省界為根據，西藏「獨立」後，這二百零七萬藏民是否都要遣返到西藏境內去呢？若有人擁護西藏獨立而又不主張遣返，這種「獨立」的主張就完全失去了依據。那豈不是「只許我打你，不許你還手」的強梁作風？

　　我們今天在紙上和達賴打土地官司是無濟於事的，各說各話，很難談清楚誰是誰非。讓我找出兩個洋人來評判一下。在許多問題上，我本來很不信服洋人，但這次是一個例外。

　　一九二四年，退休已久的前英國駐中國公使，約翰‧約旦爵士在「皇家中亞學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說時說：「按我的意見，西藏人的領土要求很不合理。他們要求把打箭爐（康定）和巴塘地區歸屬於西藏，誰都知道這些地區早已在中國境內」。約旦爵士當年做駐華公使時，在西藏問題上曾向中國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但退休後卻說了實話。

　　另一個說實話的是當時英國的中國專家威婁畢准將。他在同一個學會的會議上說：「在我們歐洲地圖上把青海湖劃入西藏境內是錯誤的。在達賴喇嘛的統治下，西藏在東北方只伸展到唐古拉山脈」。這唐古拉山脈就是今天青海和西藏的省界所在。他們這兩個人的觀點等於是替中國否定了達賴喇嘛對青海和四川西部領土的要求。

十二、農牧奴是怎麼一回事？

　　近三十年來，隨著國際西藏熱的升高，達賴喇嘛變成了一個重要的風雲人物，經常奔走於西方各大都市之間，發表演說，招待記者，會晤各國政要。每逢遇有這樣的場合，總不免要亮出隨身攜帶的「中國在西藏違背人權」這件輕型武器來，作用自然也是有一些，至少是達到了宣傳的目的。但是，使我們感到不解的是：西方媒體都只談中國在西藏的人權問題，把達賴過份渲染的控訴奉為圭臬，但沒有人談歷代達賴喇嘛當政時期的西藏人權問題。達賴在海外訪問時，對這問題則更是諱莫如深，遇有好奇的記者提出這種問題時，他總是枉顧左右而言他，從不正面答覆。現在讓我們越俎代庖，為他回答一些這樣的問題。

　　西藏地處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平均高度都在海拔四千公尺左右。這樣的地理環境造成了幾千年來西藏和境外半隔絕的狀態。在這種封閉條件下，西藏境內發展了他們特有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類型。維持了將近八百年的「政教合一」和「偉大的農奴制度」（他們自己這樣說），都是在這半封閉的狀態中孕育出來的。

　　簡單地說，政教合一就是一種用宗教支配政治的社會制度。歐洲在中世紀時也出現過類型不同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起於十一世紀，到了十三世紀，八思巴當政時，政教合一制度已經臻於成熟。後來喇嘛教噶舉派掌握政權，規定僧侶為地方政權的當然執行人，並得到明朝皇帝的認可，此一制度就鞏固下來，一直到一九五九年達賴逃亡後才告瓦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和西藏的寺院制度和農奴制度是分不開的，在這種三位一體的情形下就產生了三大領主（僧侶、貴族和官僚）和農牧奴之間的階級對立。

　　在過去西藏神權設教的社會中，法律上有明文規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級。這樣就出現一個三等九級制：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級劃分嚴格，不容有所變更，所以人一出娘胎就已承受了他父母傳下來的等級，貴族永遠是貴族，農奴永遠是農奴。上等人都享有世襲特權，下等人非但沒有任何權利，連人身權也屬於他們的主人。上等人中，喇嘛是第一特權階級，他們都屬於大大小小的寺院（共有二千七百多所），寺院都擁有多寡不等的土地。官吏都來自世家和土司家系，貴族也都是世襲的，也有從達賴和班禪家屬中升上來的，解放前，世家貴族約有二百家，其中最大的世家不到二十家。

　　農牧民都屬於農奴階級，都沒有土地。全西藏的耕種土地有百分之三十七屬於寺院，百分之二十五屬於貴族世家，百分之三十八屬於各級政府，造成千百年來「耕種者絕無土地，有土地者絕不耕種」的世界罕有現象。寺院都擁有土地，以哲蚌寺為例，寺中於解放前擁有耕地五萬一千克（每克約為一華畝），等於擁有全藏耕地的六十分之一。該寺有莊園一百八十五個，牧場三百個，農奴二萬五千人，牧奴一萬六千人。每個莊園都是一個獨立的農業生產單位，由寺院派喇嘛或專人管理。

　　農牧奴中又分「差巴」、「堆窮」和「朗生」三種。「差巴」是較富裕的農奴，耕種土地面積較大。「堆窮」是更窮困的農奴，生活比「差巴」還差，最壞的是「朗生」，「朗生」就是家奴，階級和奴隸相差無幾。「朗生」生下來的子女自然也都是「朗生」，永無翻身之日。農奴向業主繳納的租賦分為兩項。一項是實物租賦，就是農奴把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交給業主。另一項是勞役租賦，就是農奴在業主的自用土地上服耕作勞役。<註1>

　　以下舉一個實例說明：

　　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的一個農奴於一九五○年前後承領該寺土地四十二克，是較為富裕的「差巴」戶。這家農奴除了每年繳實物租賦之外，還要出一個全勞動力經年在該寺的自用土地上服耕作勞役。此外，從每年七月六日到十二月二十日，還要備另一勞動力為業主服勞役租賦。在這之外，該寺還規定他家出第三個勞動力給寺院服役六十天。<註2>

　　農牧奴除了向業主繳納實物租賦和勞役租賦之外，還需要為業主服兵役和其他雜役。地方集團或寺院土司之間有了械鬥或戰爭時，業主徵招農奴為他們當兵打仗，還要自備武器和馬匹，戰死或負傷的沒有撫恤。服勞役藏語叫做「烏拉」，種類繁多，除了耕種之外，還有建房、搬運、送貨、揹水、揹人、砍柴、煮飯、做家中雜務等，不一而足。服勞役時還要自備馬匹、工具和飲食，完全沒有報酬。

　　農奴不經業主許可不得脫離農田，逃跑者一經捕獲，要受嚴厲肉體處罰。地主有權審訊他們的農奴牧奴和判罪，有的寺院和莊園都有自己的牢房。肉體處罰有鞭笞、拷打、割鼻、挖眼、砍手砍腳、剝皮、凌遲等等。常見的刑具有槍刀、皮鞭、皮巴掌等。

　　農牧奴終年勞動也難得一飽，生活痛苦自不待言，但這些善良溫和的受害者對於他們的不幸遭遇，大多都採取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態度，個別的反抗是常見的，大規模的暴動在本世紀前一半也有過幾次，但都被統治集團所摧毀。奴隸們沒有大舉反抗是喇嘛教起了穩定作用。藏人絕大多數信仰喇嘛教。他們深信，享福和受難都由前世註定，今生的受苦是前世為非作歹的報應，反抗是不濟事的，這種認識大大緩和了西藏的階級對立，西藏的特權階級才得無憂無慮地統治西藏近一千年。

　　據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顯示，解放前的西藏人口約是一百一十萬，農牧奴人口在一百萬左右，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僧侶貴族只佔百分之五，另外的百分之五是奴隸、匠工、乞丐等，他們的地位比農牧奴還低。

<註1>所謂自用地就是業主在分配土地時，把產量高的土地留給自己使用，但自用地上的耕種勞力全部由農奴負擔，作為向業主繳納勞役租賦。自用地上的收穫全部歸業主所有。
<註2>這個個別例子見於Melvyn C. Golstein所著"A History of ModernTibet"一書之第三頁至第五頁。

九、達賴喇嘛十四世的前半生

　　達賴喇嘛十四世的漢文譯名是丹增嘉措（生下時的俗名是拉莫頓珠），英文譯名是Tenzin Gyatso。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生於青海省西寧附近的湟中縣南祁川。照他的英文自傳中說，他是生在西藏的安多地區（Amdo）。他和他的屬從自搞西藏獨立運動以來，他們「西藏獨立國」早已把今天的青海省全境納入了版圖之內，所以他說他是生在西藏境內。他父親的漢文譯名是祁卻才郎（也作拉布秀），是湟中縣南祁川的一個藏族農民。丹增嘉措在他家的孩子中排行第五，他上面有一個姐姐、三個哥哥、下面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自傳中又說，他父親是一個佃農，但不是農奴（因為青海沒有農奴制度），承租了面積不大的土地，每年種植大麥、蕎麥和洋芋等作物，養有五六頭奶牛、七八十隻山羊和綿羊、兩三匹馬和兩頭犛牛。雖然是小農戶，在三十年代的青海，能夠讓九口之家維持溫飽，也稱得上是小康之家了。

　　達賴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在拉薩布達拉宮圓寂，享年五十七歲。喇嘛教相信，人死以後要輪迴轉世，達賴喇嘛自然也不例外。他死後的第二年，西藏的葛廈就已進行尋找達賴轉世的靈童。據傳說，尋找轉世靈童，事前也已有了很多先兆。達賴喇嘛十三世死後，他的屍體暫停厝在布達拉宮內供人瞻養，停放時本來是面向南的，後來竟轉過去面向東北。當時的熱振攝政也親自遇到了一些靈異現象，都指明應該向西北方向去尋。不管局外人是否相信，一隊尋找靈童的僧官就按著種種跡象從西藏到了青海，最後找到丹增嘉措他們家裡。指認轉世靈童自然還有一套複雜神秘的過程，其中之一是把達賴十三世生前用過的東西，像串珠等物，加雜於其他同類的東西之中，讓靈童伸手去取。經過幾次反覆試驗，丹增嘉措都取了前一達賴生前用過的那些。並且說，這些是他的東西。通過這些試探以後，尋找靈童的僧官格桑次旺一行就確定這個四歲多的男孩就是他們要找的靈童。後來，尋找靈童的其他幾隊人馬也都先後回到了拉薩。靈童一共找到了三個，此後又經過了請神降旨等等繁複過程，以及攝政熱振活佛的指示，最後確定這位青海農家出身的靈童丹增嘉措是真正達賴十三世的轉世的靈童。這就是今天名滿全球、贏得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風雲人物，達賴喇嘛十四世。

　　靈童找到後，從青海迎奉靈童去拉薩的問題上，又遇到了一些周折。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全力支持西藏當局尋找靈童的過程，靈童找到以後，電令當時的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對靈童入藏事務給了必要的協助，並撥給馬十萬元銀元，美其名為護送費，實際上是賄賂他，要他聽命合作。馬步芳是當時西北的回族大軍閥之一，白白得了十萬元並不滿足，還敲詐了西藏葛廈四十萬英鎊，作為允許靈童入藏的條件。一九三九年十月，這位轉世的達賴，才於重重困難中從青海到達了拉薩，那時他只有四歲多。

　　達賴喇嘛的金瓶掣籤和坐床大典是於一九四○年三月在拉薩舉行的，坐床大典就是登基大典。<註1>按照過去的往例，自明代起，西藏的重要官員，一律要經過中央政府的冊封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冊封的也都認作是一種殊榮，鞏固了他們在西藏的統治地位。清朝建立以後，順治皇帝首於一六五三年冊封了達賴五世，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正式認可。自此以後，每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都要中央派大員到拉薩主持他們的坐床大典。一九四○年，擔任攝政的是熱振活佛，較為內傾而排斥親英。他要求重慶當局派大員到拉薩主持坐床大典。中央派了當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經印度前往拉薩主持典禮。吳到拉薩後，在典禮籌備期間遇上了一些困難。吳堅持循清朝時的慣例，要西藏當局在儀式進行時認他為坐床典禮的最高權威，西藏當局開始時表示有困難，後來還是讓了步。在典禮的座位安排上也發生了爭執，最終熱振活佛也遷就吳的意見，把他排在和達賴併列的座位上，但也因此而觸怒了英國從印度派去的觀禮使節，而拒絕出席典禮，氣憤中還回印度。在英國人看來，讓中國中央大員坐上座無異是承認了中國在西藏的主權，而摒棄了英國。從這件小事看出，英國人的司馬昭之心已經昭然若揭，無法隱瞞的了。後來於一九四一年熱振辭去攝政職務，一九四七年為親英份子誣陷，被捕下獄，不久在獄中被害，主其事者就是後來於一九五九年暴動的領導份子，親外頭頭，索康‧昭清格勒。<註2>②

　　達賴十四世坐床以後，取得了他合法的最高統治地位，但因未滿十八歲不曾親政，政權操在葛廈手中，三大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是最高的。四十年代，西藏一直處於親漢和親英美兩大集團的衝突之中，政治上出現一些動盪不安。在二次大戰期間，各國忙於戰爭，無暇顧到西藏。從四歲到十四歲的十年，達賴算是過了一段平靜幸福的生活。但是，自從入宮以後，他不能和父母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對於一個年才五六歲的幼童，也是一種沉重的精神折磨。他在自傳中不只一次說到他那時心情上的寂寞。

　　他從六歲起接受啟蒙，頭幾年是學習藏文，到十三歲才開始接受佛教教育。他的一個啟蒙老師就是當時的攝政熱振活佛。他對這位老師十分敬仰。後來於一九四七年熱振遭難，給他在心靈上帶來重大的打擊，但一直到今天，他也不談熱振是因為什麼遭殺的。

　　西藏當局對他的教育要求既高，教法又很嚴格。學習的科目有論理學、西藏藝術文化、梵文、西藏傳統醫學和佛教教義五個主科。另有詩歌、音樂戲劇和星象學等副科。最要的自然是佛教教義。他在這個科目上要接受長期嚴格的訓練，要經過多次嚴格考試和答辯口試才能取得西藏佛教中最高的學位，其重要性相當於西方的哲學博士。十七八年專心致志於佛理的探討，使他成為一個對佛教哲學有精湛修養的學者。一九五九定居印度以後，他又開始接觸西方哲學和基督教文明，視野比以前更為開闊，世界觀也有了一定的改變。從他最近三十年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的精神和物質文明的理解使他對自己的佛教信仰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加強了他對佛教的信心。不幸的是，背了西藏這個歷史上的政治包袱，他的聰明才智有時不免為他的政治偏見所蒙蔽，而失去了他該有的明智抉擇，一個有至高智慧的宗教領袖、精神領袖，竟然為政治所奴役，這是達賴喇嘛一生的大不幸。

　　達賴喇嘛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學習能力很強，智力也高過和他年紀相仿的人。在各科學業上進步很快。十三、四歲以後開始跟一個西藏老師學習英文，又得到一位戰時以難民身份逃到西藏的奧地利人哈拉爾（HeinrichHarrer）的協助，他的英文進步很快。至於後來能使用流利英語與人交談或寫作，那是一九五九年到印度後才培養出來的。一九五二以後的幾年又學了一些漢語，但未能深入，遠不及他後來的英語。

　　達賴從兒童時代起就已顯示很強烈的求知慾，他的愛好和興趣是多方面的，對自然科學和機械原理有濃厚興趣。布達拉宮中存有達賴十三世遺留下來的音樂匣和留聲機一類的新玩意兒。他看到了都拆開來看，並把壞了的都修理好。布達拉宮中有三輛報廢的舊汽車，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產品。他和一個唯一開過汽車的西藏人，在完全不懂汽車構造原理的情況下，居然利用東拆西補的方式，把其中的一輛修好了，可以在布達拉宮的空地上開來開去，那時他也不過才十五六歲。他對天文學和攝影也都十分愛好，成年以後已是一個很出色的攝影家。

　　一九五○年十月昌都戰役之後，拉薩統治階級內部受到重大衝擊，被迫進行上層改組，大札活佛在各方壓力下辭去攝政職務，由十六歲的達賴喇嘛親自臨政，打破達喇嘛不滿十八歲不得親政的傳統規定。在藏王和幾位噶倫的協助下，年輕的達賴沒有叫人失望，親政後顯露了他過早成熟的才華和認識。在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上，他表現了有條不紊，臨危不亂的作風。他處理的第一件大事是於親政後的一個月內委派阿沛‧阿旺普美為首席代表，前往北京進行談判，促成了十七點協議。

　　後來達賴於自傳中責備阿沛‧阿旺普美不該和中央簽協議，說代表團沒有經過他同意而擅自行動，這就和當時的事實完全不符了。阿沛‧阿旺普美五個人於去北京前，達賴政府給他們的職稱是全權代表，行前可能已經有簽約的指示，一個消息說，代表團離藏前，西藏當局還就協議事徵詢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意見，尼赫魯表示一切都可以照北京的意志進行，只有不能允許中國在西藏駐軍。關於十七點協議內容，達賴還召集了藏王和噶倫舉行御前會議，經過討論後，多數表示同意。為了慎重起見，他們還當場舉行神前抽籤，神籤也同意接受協議。如果說阿沛‧阿旺普美擅自和中央簽訂協議而使他大為怒惱，為什麼阿沛‧阿旺普美於回藏後不但未受到譴責，反而在達賴一九五九年出走前一直是受到寵任呢？<註3>③

　　一九五九年出走以後，達賴喇嘛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和生存環境把他塑造成一個具備多種修養的優秀人才，除了宗教領袖之外，他現在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外交家、演說家、和很有學養的高級知識份子。經常周旋於各國政要之間，談吐應對都有一定的尺度，談起世界大事來，滔滔不絕，意氣風發，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通曉藏文、梵文和英文（可能還有少許中文），對哲學、科學、歷史和政治都有足夠的認識。設若他這麼多年來一直是住在拉薩，在那裡南面稱王，他絕不會有像今天這樣的深厚學識修養。相形之下，過去那些足不出戶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在學識上和他相比，那真是有小巫大巫之別。這應該說又是流亡的收穫。

　　達賴喇嘛出走以後的三十幾年，國際政治形勢對他的流亡地位利多弊少。他和他的流亡政府也很懂得怎樣利用這樣的客觀條件，過去，在東西兩大勢力集團的矛盾中，達賴時常發表符合西方勢力觀點的談話，以給他賺取一些政治資本，談話時總是離不開「民主」、「自由」、「人權」、「迫害」、「壓迫」，這樣動聽的字眼兒，西方的聽眾們聽了也頗為動容，但是在一九五九以前，西藏統治階級的人權記錄是見不得人的，達賴的西方友人們都不願意揭發這種事情，或者那些只看幾本「西藏旅行記」的西藏問題專家們也許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事。這問題我們留待以後再談。

　　多年來，達賴喇嘛已是國際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像其他搞政治的風雲人物。在討論政治問題時，都需要遷就事實，而犧牲原則，隱瞞事實雖然不等於說謊，但究竟不是值得推崇的好事，多年以前聽到一位西方評論家給政客下了一個令人捧腹而又切中要害的定義，這裡有引用的必要，他是這樣說的）「政客們是一種人，他們不一定要說謊，但很少說實話」（Politicians are people who don't have to lie but seldom telltruth）。這話自然不是針對達賴喇嘛一個人說的，但現實已把他鍛練成一個八面玲瓏的政客已是無疑問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二十四歲的達賴喇嘛帶了他母親、兄弟姐妹和左右親信，一行數千人，穿過中印邊境抵達印度。先在新德里以北的穆索里小鎮（Mussoorie）暫時棲居下來。尼赫魯和外長梅農都到這裡來看望他，向他提出居留上的種種保障。第一年，這支流亡隊伍情況十分狠狽，基本的食宿都遭遇到困難。第二年，經印度政府的安排，達賴一家和高級官員遷居到旁遮普省的達蘭薩拉鎮（Dharamsala）。印度當局等於是把這地方劃歸給達賴，作為他的流亡首都。後來的幾年中，陸續越過邊境進入印度的西藏流亡人士越來越多，印度政府也感到窮於應付，指定印度境內的十幾個地方為安置區。有好長時間，大多數流亡藏人均以帳篷為家，生活自然很艱苦。達賴和他的高級官員經常奔走於這些安置區之間，為這些人安排生活上的需要。達賴稱得上是一個愛民如子的領袖。

　　他在抵達達蘭薩拉不久，就著手籌組流亡政府，雪山獅子旗張掛出來，是十足的獨立國了。流亡政府分為六個部門）內政、外交、宗教、文化、教育、財政和安全。負責籌劃暴動的有功之臣都在流亡政府中擔任了要職。此外又在德里成立了一個聯絡局，負責與印度和國際救濟組織聯繫。聯絡局又在紐約、日內瓦、東京和加拉滿都設立了分支機構，執行領事和外交事務。流亡入印的藏人據較為可靠的估計，最多時為六萬人。救濟經費來自國際救濟組織和美國等幾個友好國家，達賴自己雖然富甲天下，但也無力長期供著這幾萬人。

　　幾年之後，流亡在印度的藏人人數陸續減少。其中有一小部份去了美國和其他各地，大部份又回了西藏。六十年代以後，中央在西藏大力倡導「既往不咎，悔過自新」措施，號召當初參與暴動的份子回藏參觀或定居。這辦法慢慢收到頗大的效果。回來的人漸漸多起來，他們不但沒受到懲處，還都得到了份外的照顧，安置了工作，有的還當了幹部，表現好的甚至當了地方政協委員。這自然是對準達賴流亡政府的心戰措施，但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這回西藏定居的不都是中下級份子。西藏唯一的一個女活佛多格‧發格莫於一九五九年隨達賴出走，第二年就自巴基斯坦經瑞士返回西藏，後來擔任西藏政協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全國人大代表。這些年來，達賴的流亡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和北京有過多次未曾公開的接觸。達賴曾經自印度派過最少三個回藏參觀團，其中的一次有他的三哥，另一次有他的妹妹，而且都曾到過北京，見到班禪喇嘛和官方人士，在這件事上，雙方都有某些政治訴求，但顯然沒有達成什麼協議。當然達賴和他的流亡政府也很想藉此為他在國際上賺取一些政治和宣傳上的資本，這目的是達到了，將來有一天達賴喇嘛會不會和北京當局重修舊好而返回西藏呢？有人提過這樣的問題。在目前這是很難確定回答的，但我們也無法排除其可能性。

　　三十多年來，國際政治局勢發乍了不少重大變化。尼克遜去北京談和以及近十幾年西藏在物質條件上的飛躍進步，都給達賴的流亡政權帶來不少的困境。在國際間，有些事不是他可以左右的。即使是一些與西藏有直接關係的事務和團體也不是一定要照他的意思行事。「西藏青年會」已在世界各地成立了許多年，在各大都市都有分會，會員絕大部份是白種人，打出的口號是「爭取西藏獨立」，也不反對使用武力。達賴不同意他們使用暴力的主張，沒有公開支持他們，但這夥人還是不得不在表面上認達賴為他們的領袖。另外一個團體，設在各國的「西藏協會」（Tibet Council）也是和「西藏青年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但沒有明確地強調「武力解放西藏」。這些團體如果把他們的經費來源公諸於世，我們立刻就知道誰在他們背後導演的了。

　　達賴喇嘛和他的家屬親眷和高級官員流亡海外多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還是很優越的，有多方面的金錢物質供應，來自國際的資助大部份用於他的政治投資。達賴自己仍然稱得上是一位富翁。一九五○年昌都戰役後羅桑扎喜和魯康娃挾持達賴從拉薩逃到亞東，行前本來是準備一去不回，走時把布達拉宮中和羅布林卡宮中積存了幾百年的金、銀、財寶和珍藏搜羅一空，隨達賴一行帶到了亞東。他後來在他的自傳中也含含混混地承認有這件事。據多年以後非官方透露的一項資料說，他們一九五○年去亞東時，徵用一千餘頭騾馬犛牛等搬運牲畜來換運這批財物，平均每頭搬一百二十磅，其他的四十頭用來搬黃金，六百頭搬白銀，其他搬金幣、銀幣和其他珍寶。如果這項資料屬實，我們不難照上面數字計算出來，他們一共運走了黃金二．二噸，白銀三十二．七噸，以及其他無法估計的財寶。一九五一年五月，北京和拉薩達成十七點協議，達賴喇嘛一行又從亞東回到了拉薩，但這批東西沒有運回來，後來都從亞東運到了錫金，顯然是為後來的出走作了準備。一九六○年，也就是達賴一行到印度後的第二年，這批寶物又從錫金裝上一列火車，運到加爾各答，在一家銀行的庫房中存儲起來。這些財物，加上達賴和他的流亡政府歷年來在世界各地所掌握的投資和股票，仍使他有資格儕身於世界大富翁之列。

　　達賴喇嘛是一個才華睿智都很出眾的人，學習和吸收能力很高，是一個不尋常的人物。設若他一生只做了宗教領袖和精神領袖，而沒有牽入太多的政治活動，他一定比現在快樂多了。不幸的是，客觀環境沒有允許他這樣做。

達賴的姐姐、三哥和母親都於八十年代先後在印度去世，父親死於一九四七年。如今健在的有大哥和二哥，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注釋
<註1>金瓶掣籤是決定達賴和班禪轉世靈童的最後一個過程。最早的辦法有許多缺點，易生流弊。乾隆時，清廷為了杜絕這些和所生糾紛，頒令西藏採行新法。由清帝頒賜金瓶一個，以後於尋到數個靈童時，要把每個靈童的名字和生日年月用漢、滿文寫在一個籤牌上，裝入金瓶內，然後由高僧多人誦經七天，在清朝駐藏大臣的親自監視下，由有呼圖稱號的活佛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抽取籤牌，第一次抽出者即為達賴轉世的真正靈童，他人不得再提異議。若只尋到一個靈童。也須將他的名字，生日寫在籤牌上，和一個空白籤牌一同放進金瓶，若抽出的是空白籤牌，即不能認該童為轉世靈童，需要另行尋找。一九四○年，吳忠信到西藏主持達賴十四世的坐床典禮，事先本來應該在他面前舉行金瓶掣籤（一共有三個靈童），但攝政熱振活佛已經為此事捲入一場鬥爭之中，吳忠信為了支持他，遷就他，就免去了金瓶掣籤這個過程，成全了他的願望，但也引起他的政敵們的攻擊。

<註2>熱振活佛被害的經過是這樣的：他原是藏北熱振寺的大活佛。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達賴十三世逝世後，經由全藏僧俗民眾代表會議推舉熱振為攝政。他於一九三四年初就任攝政職，負責全藏軍政教的大任。他有相當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主張和中國中央恢復友好關係。上任後得三大寺的支持，打擊了意圖政變的親英勢力集團，罷免了擦絨的噶倫職務，把藏軍司令龍夏逮捕下獄，挖了雙眼，還抄沒家產。其他親英份子也被判刑或逃亡。一九四一年，親英勢力捲土重來，熱振失勢，被迫辭職，回熱振寺潛修。一九四七年，在大扎活佛的統治下，西藏政權變成清一色的親英集團。他們製造了一個熱振企圖謀殺大扎活佛的莫須有罪名，由索康‧旺清格勒和龍夏的兒子率領軍隊到熱振寺逮捕熱振和他的家屬和屬員。下獄後先挖去雙眼。同年七月在獄中被毒殺，家屬和屬員也都被殺。熱振被捕後，色拉寺的堪布派武裝僧人進軍拉薩營救，和西藏政府軍隊演成武鬥，雙方戰死三百多人。從熱振辭職到西藏解放的十年，西藏政權一直是在親英勢力的掌握之中。

<註3>十七點協議在西藏統治集團中引起的爭論是這樣的：
一九五○年十月，昌都戰役後，羅桑扎喜‧魯康娃和十五歲的達賴喇嘛一行出走亞東。同年底達賴和他的噶廈，在西藏上層內傾勢力和三大寺堪布（住持）的政治壓力下，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談判。在此之前，親英美分裂份子仍堅持達賴應由亞東逃亡印度，組織流亡政府，呼籲國際干預，但在西藏全區大會上沒有取得大多數的支持，只好同意到北京談判。五人代表團動身之前，噶廈發給每人一張蓋了印璽的全權代表證書（等於是符節），證書上還特別寫有「西藏是中國領土」的字樣。代表們於四月下旬分別從昌都和印度兩地到達北京。談判中，關於「解放軍入藏鞏固國防」這一條款，雙方立場有衝突，最後，西藏代表團也表示接受。據後來的一份英文資料說，談判期間，西藏代表團和設在亞東的西藏政府保持經常聯繫。五月下旬，談判圓滿結束，五月二十四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代表團於七月回到亞東，報告談判經過。上層分裂份子在亞東召開的僧俗官員大會上強烈攻擊十七點協議，認為五人代表團未經同意擅自和北京簽訂協議。夏格巴大朗色林等分裂份子提議否決協議，代表團中的土丹達旦和群培土登也提出了反擊。辯論不得要領，最後決定由抽籤決定，在達賴的臥室內把寫好「回拉薩」和「去印度」的籤牌兩個放入瓶內，由達賴親自抽取，抽出的卻是「回拉薩」，等於是接受了十七點協議。

　八月中，達賴一行回到了拉薩。又經過了後兩個月的兩派鬥爭，最後在西藏全區大會上正式批淮了十七點協議。十月二十四日，達賴在致毛主席的電文中說：「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眾一致擁護十七點協議，此後將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擁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

　一九五九年四月，他逃到印度後發表的第一個聲明中說：「中國沒有履行十七點協議」。可見他沒有否定十七點協議，他所爭論的是「沒有履行」。這說法自然也非事實。他在自傳中說）「阿沛‧阿旺晉美沒有經他同意擅自和北京簽訂協議」是不符事實的。

即將於520上任的國民黨馬蕭新政府曾在總統大選期間提出「有限度承認大陸學歷，不開放考證照」的政見，以弭平民進黨排山倒海而來的「台灣人受害」妄想症與一般民眾因資訊不足所導致的疑慮。承認大陸學歷與開放證照考試的議題，雖然很快的佔據媒體的版面，一時眾聲喧嘩，但可惜的是相關的討論內容仍然陷在藍綠、恐共、賣台等意識形態的泥淖裡，而未能形成有效的公共論述以釐清「事實的真相」。

首先，一般民眾想當然爾的疑慮在於，開放大陸學歷參與台灣的證照考試，將導致台灣人的失業問題惡化，讓更多家庭面臨破裂。這樣的提法背後是將「大陸學歷」直接等同「大陸人士」，因此開放大陸學歷來台考照，就被理解為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考照，所以我們台灣人的工作機會就相對被剝奪。事實上，只要上考選部的網站查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應考資格表」就能發現，有資格參與國家證照考試的首要條件必須是「中華民國國民」，換言之就算承認大陸學歷，大陸人士若不具備中華民國身分證，同樣不能參與任何證照考試。(更何況大法官釋憲案〈釋字第六一八號〉甚至還提出設籍台灣滿十年的大陸地區人民，才可參加公務人員考試)這樣的情況就好像我們雖承認美國學歷，但美國公民也不能參加台灣的證照考試一樣。

如果說承認大陸學歷與「大陸人士」來台考照無關，那麼馬蕭新政府所謂「有限度承認大陸學歷，不開放考證照」是指哪一種「身份」的人呢？顯然，能夠參加證照考試的身份，必須是「中華民國國民」，而爭議點在於「大陸學歷」，所以將這種「身份」的人理解為「具有大陸學歷的中華民國國民」應該是不會錯的。也就是說，馬蕭新政府認為「具有大陸學歷的中華民國國民」不能參加國家證照考試。如果，這個的結論沒有錯，那麼馬蕭新政府還未上任前就已經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工作平等權的規定。

根據考選部網站所羅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應考資格表」，包括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數十個證照考試，其考試資格除了必須是中華民國國民外，在學歷上都同樣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相關科系，並領有畢業證書者。也就是說，如果有人要考醫師執照，他除了可以在台灣唸醫學系外，他也可以選擇到台灣承認的國外醫學系就讀，經實習期滿獲得畢業證書，便可以參加台灣的醫師執照考試。(以外國學歷參加醫師、牙醫師考試者，依醫師法第四條之一規定，其為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以外之外國學歷，應先經教育部學歷甄試通過，始得參加考試。)除了醫師執照對於外國學歷規定較嚴格外，其他各種證照考試資格，只要是持教育部承認之外國學歷相關科系者皆能報考，甚至在律師執照考試部分還開放給外國人參加。

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新政府的教育部真能兌現其競選承諾，而參考當年吳京部長規劃承認的73所大陸大學學歷，又或者可能有人認為這73所全部承認太過氾濫(事實上，大陸的大學、獨立院與專科至少有一千所)，因此初期只承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十二所重點名校，那麼憑哪一條法律不讓擁有這73所或者12所大陸學歷的台灣人參加相關的證照考試，而卻允許獲得其他國家或地區學歷的台灣人參加？換言之，同樣是教育部承認的大學學歷，大陸學歷不能考證照，其他任何國家或地區卻可以，可見「有限度承認大陸學歷，不開放考證照」是一個身份歧視的主張，更是一個違憲的政見。

其次，我們來談談「承認大陸學歷」是什麼意義。事實上，任何國家或地區承認他國或地區的學歷皆是「有限度」的，以台灣承認美國學歷為例，我們也不是照單全收，仍然是有所選擇。如果有人認為「承認大陸學歷」就是照單全收，那他不是過於天真，就是惡意造謠扭曲事實。因此，台灣的教育部當然可以依據自身的判定標準，決定要承認哪幾家大陸大學的學歷(如當年吳京部長規劃的73所)。但是，一但「承認」，就如同承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學歷一樣，不應該有所區別。除非，台灣教育部所謂的「承認」是有程度差別的。當然就證照考試部分設程度的差別亦有，如醫師執照考試：某些教育部承認的外國學歷必須在經過學歷甄試後才能參加，但請注意這些受歧視的外國學歷並未被禁止參加國家證照考試，只是多了一道甄試的條件。除了醫師執照考試這個特例外，依據考選部的規定其他證照考試的資格，對外國學歷的「承認」是沒有程度差別的，如此一來，另人質疑的是，為什麼被台灣教育部「承認」的大陸學歷比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學歷低一等，以致於不能參加國家考試。如果是因為大陸大學水準太差，那為何又要「承認」它，建議不如還是走陳水扁所宣示的「任內絕不承認大陸學歷」這條自我封閉的老路，而不要戴上一副「開明」的面具，骨子裡卻還充滿「身份」歧視。

此外，另一個讓民眾疑慮的問題是關於「台灣人容易取得大陸大學學歷、甚至買學歷」的看法，更有一些深綠的政客以充滿歧視的字眼形容赴陸台生程度差。這樣的指控背後一方面是兩岸資訊的封閉，一方面則是精英主義心態作祟。當然，本文無意爭論赴陸台生程度如何，因為我們很容易從身邊找到北一女畢業考上台大卻選擇北京大學的例子，當然也很容易找到程度不盡理想的學子而到大陸尋找更好機會的例子。同時，所謂「容易取得」與「買到」學歷的問題也同「程度」問題一樣，我們不能否認有個別的學校人謀不贓(如湖北中醫學院因為放寬研究生錄取標準，造成錄取浮濫已被北京教育部處分停招港澳台生兩年)，但是也有辦學優良錄取分數極高的學校(如廣東省開放港澳台招生的9所大學，本科生最低錄取分數是613分，同年北京大學最低錄取分數是630分)。就如同美國有所謂的常春藤名校，也有社區型大學，甚至是學店式的野雞大學，難道因為這樣我們會說這些學生是因為程度差才赴美留學。更何況在普遍教育、成人教育理念發達的今日，人才的定義難道只有像馬英九所就讀的「貴」族式常春藤名校畢業生才算數，而那些因為各種因素只能到大陸的台生就必須面對不是人才的指控，所以在「身份」上遭受歧視。

最後，我們要剴切地呼籲馬蕭新政府：以「身份」歧視治國的民進黨已遭到台灣多數人民的唾棄，才有所謂的政黨再輪替。今天，那些獲得大陸學歷的中華民國國民，套一句民進黨式的民粹用語，不也是「正港的台灣人」嗎？他們也許是早年跟隨父母到大陸經商的台商子弟，也許是沒有錢到英美留學只能就近前往大陸的莘莘學子，又或者是為了學習某些台灣沒有的專門科技而負笈大陸，等等不一而足的理由。他們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不也是依法納稅、服兵役，不也是馬蕭新政府的選民。如果說標榜任何政策，都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新政府，以犧牲一部份台灣人的利益，換取另一部分台灣人的利益，跟民進黨有何差別。讓具有大陸學歷的「台灣人」參加證照考試並不是一種非份的要求，僅僅只是兩百萬台商、台生及其家人作為憲法保障的公民，不想被「歧視」的最卑微請求，如此而已。

六神秘的三封信

　一九五九年初，拉薩已經出現暴風兩終要來臨的徵兆。搞分裂的首領們和設在印度加林旁的武裝抗漢大本營接觸頻繁，運送軍火，積極籌組和武裝拉薩地區、昌都、丁青、黑河和山南地區的暴動組織。曾在美國、印度和台灣等地受過訓練的游擊武裝人員也分別進入游擊區和印藏邊境地區待命。這時，暴動份子已在拉薩附近集合了約近一萬人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是以哲蚌、色拉和甘丹三大寺的武裝喇嘛為主體的。平時，這三大寺以及功德林等較大的寺院都有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是為了他們自己之間爭地盤，爭政治權力和爭農奴而用的。一九五一年以後，三大寺的堪布（住持）都站在反統一，反漢的最前線。一九五一年以後，在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取消農奴制度」、「取消政教合一制度」的呼聲中，他們感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已經岌岌不保，只有起來一拼，把漢人趕跑，才有可能保住他的地位。一九五八年，哲蚌就曾派出為數約三千人的喇嘛軍到山南地區，參加武裝暴動，抗漢的武裝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一九五九以前的兩三年中陸續從印藏邊境偷運進來的，或是空投進來的。其中除步槍外，還有輕重機槍，迫擊砲和山砲等。一九五九年初已是一種「箭在弦上」的情勢。三月十日舉事也是事前擬妥了的。在這之前，叛軍已在解放軍軍營的周圍佈置迫擊砲砲位和機槍陣地，只等號令一下，就可以動起手來。

　這時，西藏的最高行政機關葛廈，已有明顯的分裂。六名葛倫中，阿沛‧阿旺晉美和桑頗‧才旺仁增，是堅決傾向中央的，其他以索康旺清格勒和柳霞‧士登塔巴為首的四名都是積極叛亂份子，和外國勢力及駐在加林旁的叛亂首領魯康娃‧澤旺饒登有密切的聯繫。二十四歲的達賴喇嘛在這時很可能是舉棋不定，開始時有跡象顯示他是內傾的，是反對武裝暴動的，但沒有很積極的表現，一方面對內地的建設事業很為傾心，一方面又擔心他將在西藏失去統治權力，失去既得利益。

　三月十日，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禮堂有演戲活動，事前達賴喇嘛主動要求在那一天到軍區看戲，軍區政委譚冠三表示熱烈歡迎。到了這一天，暴動份子發動一部份群眾，借口達賴到軍區看戲安全有慮，包圍了羅布林卡夏宮，阻止達賴外出，還召開了「人民會議」，提出「西藏獨立」和「趕走漢人」的口號。拉薩市上已是一片混亂。暴民到處攛擾，在暴動中當場打死西藏軍區委會藏籍成員堪窮‧索朗降措，打傷了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暴民包圍了西藏軍區司令部和其他中央駐藏機構，情況已是十分危急。

　達賴喇嘛被困在羅布林宮，失去了行動自由，但他還設法給政委譚冠三寫去了三封親筆信，第一封信中有這樣幾句話：「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

　當天譚冠三覆了信，報告武裝暴動份子在拉薩附近進行軍事佈署，請求達賴有所指示。達賴也寫了回信，信中認為暴動是「違法行為」，使他「無限憂傷」，還堅持要「解散人民會議，撤走羅布林的反動份子。」信的最後說：「您對我有何指示的意見，請知心坦率的示知。」譚在回信中表示了明確的態度，表示中央不能容忍「勾結外國人，進行反動叛國的活動」。希望西藏當局改變錯誤態度，平息叛亂。否則「中央只有自己出面來維護祖國的團結和統一」。譚表示達賴喇嘛遭人劫持，安全很堪慮，希望他在可能範圍內，「設法和隨行人員到軍區住一個短期，我們願對您的安全負完全的責任。」這是說，解放軍於必要時要還擊了，但設法不使達賴受到傷害。

　達賴喇嘛在致譚的第三封，也是最後的一封信中說：「我正用巧妙的辦法，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限。幾天之後，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請您亦採取可靠的措施」。

　這三封信都是達賴喇嘛自己親筆所寫，有的是用鋼筆寫的，有的是用鉛筆寫的。三月十一日到十六日一共寫了三封，足見情況很急迫。信中的詞意懇切，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不是說真心話，但到十七日夜裡，達賴喇嘛和他家屬和屬員就匆匆出走了。

　達賴逃亡到印度後，在他和尼赫魯總理會面時，承認這三封信是他親自寫的。尼赫魯在記者招待會中也交待了這件事，完全沒有隱瞞。從那以後，這三封信就變成了北京當局和達賴之間的一項心理攻防的焦點。北京方面堅持說，達賴喇嘛是傾向中央而反對武裝暴動，在行動失去自由的情形下被劫持逃到印度。而達賴喇嘛自到印度以迄於今一直是以爭取西藏獨立自由為號召的，到印度後不久所發表的第一個「達賴喇嘛聲明」中，已經清楚地顯示了他的反華立場。

　究竟達賴喇嘛是否是在「失去行動自由」的情形下，說了中傷北京的話？或是他於暴動前後已在認識上從向心一變而為離心？兩者可能都不是。

　從一九五一年西藏解放到一九五九年武裝暴動的八年中，西藏的政情一直是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十七點協議中規定「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從這裡可以看出，北京當局深知，改變西藏政體和進行政治革新並非易舉，操之過急會招致動盪和混亂。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中央要員屢次宣佈，由於西藏的條件不成熟，六七年內，西藏不進行政治改革，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時，西藏的政治是否要改，要看那時的情況決定。這是說，中央已經知道西藏政治氣候的不穩定，只好採取等等看的安撫態度，不願意打草驚蛇。

　但事情的進展並不是盡如人意。藏東昌都地區於一九五一年解放，解放之初，當地的農牧奴情緒十分高漲，盼望漢人給他們帶來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從官府、喇嘛和貴族三大領主的手中拯救出來。這些貧無立錐之地的勞動階級把漢人看作了他們的救世主，在解放軍到來的時候，自動自發地和解放軍合作，在解放戰中貢獻了不少的力量，寫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他們看到金沙江川東的甘孜等藏族地區已經進行大力改革，實行了土改，使他們的心中也充滿希望。但在解放之後，有三四年不見改革的動靜。他們仍和以前一樣，給寺院和莊園主經年當作牛馬一樣使喚，失望之餘，情緒上也很消極。由內地派來的軍政幹部和本地的藏族幹部都很瞭解這種情形。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從一九五四年開始，藏東地區也開始走向地方性有限度的改革，諸如限制高利貸，禁止人身迫害等等。但改革總是朝著反政教合一和反農牧奴制度那個方向進行的，雖然一開始採用緩和的手段，但已慚漸造成農牧奴和他主人之間的對立。遇有這種情形發生，幹部們總是站在奴隸這一方面。這就影響到三大領主階級的生存權利。他們覺得無法容忍，開始時是消極反抗，後來迫不得已就組織武裝對抗，向解放軍挑戰，失敗了就大批往拉薩逃亡求救。在拉薩他們向上層分裂主義份子施加壓力，分裂主義者又轉而向達賴喇嘛施加壓力。達賴本人對西藏潛在的政治危機自然是十分清楚，可能也感到這種政治改革最後總是要朝著他來的。將來有一天，他自身的利益也難保得住。人總是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著想。如果說，達賴喇嘛漸漸有了「離心」，甚至「敵對」的傾向，那應該是一九五五前後就已漸形成，那時已經有了些軌跡可尋，不可能是一九五九年暴動前後才開始的。

七暴風雨終於來了
　
　三月十七日，事情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當天夜裡，負責暴動的首腦們看到大戰迫在眉睫，匆忙中擁了達賴喇嘛、他的家屬、官員和家屬逃離了拉薩。為了怕人發覺，還給達賴化裝成平民，趁了暗夜悄悄離開羅布林卡，向拉薩以南的印藏邊境進發。隨同出走的以及後來沿途加入的，為數總在兩三千人。

　從三月十日到十六日，拉薩街頭不斷有零星的暴動活動出現，開會遊行之外，也有一連串的放火、搶劫、殺人、狙擊的勾當，但規模都不大，暴動的武裝主力沒有和解放軍全面開火。那幾天，他們看到解放軍沒有出來應戰，認作是軟弱可欺，不敢和他們交手，反倒助長了他們的聲威，首領們向參與暴動的人們說，漢人到底是怕了我們，趁這機會把他們都趕了出去。八年來，他們都不敢動一動我們那偉大的農奴制度和政教合一。漢人在此，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我們的武裝已經準備充足，一旦發動，他們一定都四散逃命，跑回內地老家去。他們要是佔了拉薩，我們可以把達賴喇嘛轉移到山南地區，準備反攻，奪回拉薩。若是失敗，我們就退到印度境內，印度是我們的盟友，還有美國和台灣的蔣總統。用達賴的神力為號召，還怕不能成功嗎？

　不幸的是這一套如意算盤只維持了兩三天就煙消雲散了。三月十九日夜間，暴動武裝集結了約一萬人，開始向駐在拉薩和附近的解放軍大舉總攻。二十日上午十時，解放軍奉命出擊。張國華屬下的西藏軍區部隊，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奉命進行還擊，拉薩和附近地區的戰事只進行了七十二小時就告結束了。戰果是這樣的：被俘叛軍四千餘人，繳獲各式槍枝八千餘支，輕重機槍八十一挺，迫擊砲二十七門，山砲六門，子彈約一千萬發。許多叛軍在被圍後整批向解放軍投降。這場他們號稱歷史上最大的「驅漢獨立戰爭」只維持了三整天就告土崩瓦解。戰爭當中有一件突出的事實是：在戰爭進行當中，有幾千個藏人都自動出來為解放軍效力，為解放軍擔任運輸和偵察等工作，有的還參加了前線的戰鬥。這件事實使分裂主義份子所宣揚的「全藏人民都熱烈響應爭取獨立自由的聖戰」變成了謊言。

　達賴喇嘛一行是十七日夜間倉皇出走的，叛軍到十九日夜才動手大幹起來。這中間的兩天時間是為了達賴的逃亡行列有足夠的時間到達安全地帶，不至為解放軍所俘獲，計劃算是十分縝密周詳。在他們一行到達藏南跟印藏邊境六十英哩的隆子宗時，暫時停了下來，在這裡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決定在這裡建一個根據地，以指揮西藏境內的游擊武力，如果有不利的情況，也可以從這裡向南溜進印度境內。這計劃由於解放軍已經揮軍南下掃蕩殘餘叛軍而沒有實現，達賴的逃亡隊伍又繼續南行，三月三十一日，達賴喇嘛在十分疲憊中，騎了馬進入印度境內。從那時起直到三十三年後的今天，他一直沒有機會再回到他所統治過的土地上，流亡的生活已經消磨了他的大半生。

　在逃抵印藏邊境之前，他已經用無線電和美國有關方面取得了聯繫，雙方交換了情報和入印路線。那幾天，世界新聞報導都盛傳達賴喇嘛一行在印藏邊境失迷路途而安全有慮，美國方面保持緘默，沒有出來否認，但他們知道這傳聞是不實的。駐在西藏的中央黨政軍當局對於逃亡者的行程也瞭如指掌，那幾天，北京的國際廣播電台也一直報導他們的行程，但北京沒有採取任何阻撓措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周恩來和華裔作家韓素音在北京談到這件事，他說，對於達賴喇嘛的出走和行程都知道很清楚，但未加干預，一方面認為達賴是被劫持離開拉薩的，一方面是為了達賴的安全著想，攔截可能危及到他的安全。

八達賴喇嘛出走以後
　
　達賴喇嘛的出走成了當時世界新聞報導中的一樁重要消息，美國「時代」週刊把這事列為當年的十大新聞之一。十大新聞都是動人聽聞的消息，當然也隨之形成了一種西方人可以接受的輿論。輿論這種東西常常是很奇妙的，但並不表示它永遠正確。這一個世紀中，新聞傳播工具日新月異，無線廣播和電視之後，又出現人造衛星傳真這樣的東西。也正因為傳送如此快速，如此捷便，大眾傳播也給一些人提供了製造輿論的便利。輿論可以加工製造，怕是不爭的事實。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選舉，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製造出來的輿論來決定勝負的。輿論和現代廣告心理學有一定的關係，報紙的讀者和電視新聞的觀眾，由於大多數人對政治認識不足，想要不受藉由傳播工具提供的輿論所左右是很困難的。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去年的中東戰爭。戰爭開始之前的五個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已開動所有傳播機器，製造一種氣氛，一種言論，把所有過錯都歸於伊拉克的入侵科威特，而隱去了這一事件的歷史背景，把西方列強一百年來在近東爭奪資源獨佔、爭取政治軍事控制的事實也隱去不提。通過媒體把伊拉克總統塑造成一個「魔鬼的化身」，美國政治領袖們也屢次在電視上把侯賽因形容成一個毫無人性的大獨裁者。這是說，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可以替天行道，可以興問罪之師。但在西方有多少人知道，在中東一些回教國家中，侯賽因被認為是民族英雄？

　達賴喇嘛從拉薩出走逃到印度，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他是弱者，弱者自然是值得同情相形之下，北京當局變成了「迫害者」，因為他們「吞併」了西藏，推翻了「西藏的獨立」，也踐踏了「西藏人應享的人權」。這些話自然都很動聽，不必問它們有沒有事實的根據。但在這些美麗言詞的後面，有沒有因種族、文化和政治理想的差異而引起的偏見呢？答案是肯定的。很多西方人控訴中國在西藏「違背人權」，但有沒有調查過達賴喇嘛當政時，西藏統治集團的人權記錄呢？

　去年，英國首相梅傑訪問北京，談判香港問題，最後還是亮了一下「人權」這件外交武器，結果是碰了一鼻子灰。我很惋惜，沒有聽到中國國務總理質問他：「你們英國在北愛爾蘭行的是什麼人權？」三十年來，南韓學生不斷舉行示威、遊行、罷課。向政府爭民主，要人權，其規模之大，組織之好，是世界上一流的，但從未聽到美國官方站出來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話，因為南韓學生的運動不代表美國利益，足見他們嘴上的「民主」、「人權」還是有種族、文化、政治理想、軍事和經濟利益在背後作祟。一九八九年四月，在香港出版的中文「讀者文摘」載有一篇達賴喇嘛流亡生活的報導，其中說「中國在西藏屠殺藏人一百二十萬」。一九五九年以前，西藏從未有過人口普查。根據幾個較為可靠的估計，當時西藏境內的人口最多不超過一百一十萬（在四川、青海和雲南等地的除外），中國「屠殺」的西藏人總數竟然超過了實際人口的總合。這數字是怎樣得來的？是出於無知嗎？或是出於這二者的那一種，都是無可�